司法实践中夫妻债务的认定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举证责任责任的分配
由于在实践中，一些证据具有“非客观性”及“非成文性”的特点，通常难以取得。因此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任何一方，就意味着这一方存在更大的诉讼风险。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方既可能与第三人一起虚构债务规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有可能与其配偶一同试图逃避债务。正因为举债人心态的“反复无常”，所以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但如果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
但从我国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来看，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仅需证明该债务确实存在，而债务一方则需对债务不存在或者债务不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进行举证。这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可以这么说，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质上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果该债务确实存在且形成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债务即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或者其配偶若主张否定的事实，则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或其配偶承担。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针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而言的。对于夫妻离婚时对于债务的内部分配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作了相应的规范。在夫妻对于债务承担的内部关系下，如果举债方的配偶否认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时，由于举债一方处于该借贷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对该债务的构成及用途相比较配偶一方来说理应知晓及持有更多的信息。因此，证明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归责于举债一方。若举债一方无法就该债务系共同债务进行充分证明，则在夫妻内部分担中，配偶一方不承担实际的还款责任。
(二)需要证明的内容
在完成举证责任的分配之后，则诉辩双方需要对自己负有举证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总的来说，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虽然可能牵涉到人情的因素，但还是一种财产关系，因此从笔者的代理经验来看，一般应以该借贷钱款的资金走向为基础，结合一下内容进行印证与说明：
首先，需要证明债务是否确实存在，以排除虚假债务的可能性。在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配偶可能会通过与自己亲朋补写借条的方式来产生一些债务。但从这些年的审判实践来看，对于这一问题较为慎重，尤其是涉及到夫妻财产利益发生争议时，更不会单单以一方所出具的借条认可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通常情况下，还是借以银行的存取款凭证等能证明债权人确实将钱款要付给债务人的客观凭据来进行认定。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债务是否存在，无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之诉还是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内部关系之诉，该举证责任都应有债权人来进行承担。
其次，需要证明债权人是否知道该债务超出了举债人可代理的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债权人之所以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对其所借给一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原因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但如果债权人一方在借款时就明知所借款项一方不具有家事代理权、滥用家事代理权或超越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则其丧失了对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可以让债务人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的配偶一方若要向债权人证明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则要就双方感情恶化、双方长期分居、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等情况为债权人在借款时所知进行举证。
第三，需要证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以上两点证明内容主要是从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借贷关系的外部角度。如从夫妻内部分担的角度角度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即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双方，若任何一方不认可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则应由不认可该债务的一方进行举证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未享受借款利益。反之，若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一方，若借款一方认为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享受了借款利益，则应由借款一方举证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如此安排举证责任，充分考虑了双方的知情能力，合理分配了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