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被告躲债逃避法律责任。不少民间借贷案件的债务人因经营不佳或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后，外出躲债，行踪不定。当起诉到法院时，被告采取逃避的心态应对法院诉讼，躲避法院的传唤，规避法律的追责。
二是对拒收文书的当事人缺乏应对举措。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受送达人想尽各种办法拒收法律文书，躲避送达。如由于双方不熟悉，受送达人明明近在眼前，却擦肩而过。再如有个法院在送达时，当事人明明在家，就是不开门，送达干警在当地居委会人员地见证下，找来开锁匠强制开门，当事人反而进行报警，法院干警在与公安人员进行沟通时，当事人却趁机逃脱。再如有些当事人起诉前还在家，而法律文书送达时就玩起了失踪。对于当事人的这些躲避行为，缺乏相关的法律应对举措，办案人员只能穷尽一切措施进行寻找，送达难愈发突出。
三是被告是公司的，其地址不详，注册不实。在诉讼案件中，不少被告是公司，在送达方面同样存在着许多困难。在实际案例中，有些公司在工商登记的地址并不准确，可能是地址变更未及时登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法律文书不能顺利送达。有些公司所在地只是临时租赁的，即所谓的皮包公司，出事后人去楼空，送达工作也就无法达成。被告尤其是外地公司的，增加了送达难度，工作人员千里送达无功而返时有发生，大大降低了送达效率。
四是法律对下落不明界定标准不明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可采取公告送达方式，但是何种情况下可构成下落不明的情形，需要哪方面的证明材料规定不详。实践中很多案件当事人并非不在住所，而是当法律文书送达时，故意躲避或者更换联系方式，使得法律文书无法送达。在当前，维稳形势严峻，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办案人员对是否采取公告送达拿捏不准，案件能拖则拖，影响了办案效率。
五是在网络信息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电子送达方式急需出台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电子送达”这一方式，电子送达具有及时、便捷的特点。但是电子送达方式在实际案件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相关依据证明当事人是否接收到法律文书。这就使得电子送达缺乏操作性，在实际工作中只处于探索阶段，不能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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