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中，被告人因被指控长期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毛巾，销售金额达百万元以上，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精准梳理案件证据、厘清犯罪数额争议、全面挖掘从轻情节，成功推动法院采纳多项辩护意见，为被告人争取到合理量刑，充分彰显了律师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精准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作用。
【案件背景】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在未获得两家知名家纺企业商标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从他人处购进假冒该两家企业注册商标的毛巾，通过其经营的百货店铺对外销售，销售金额达105万余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案件移送法院后，被告人委托律师介入辩护，核心诉求为厘清犯罪数额争议，争取从轻处罚。
【律师核心工作与辩护策略】
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全面阅卷，对案件中的物证（扣押毛巾）、书证（销售单据、转账记录）、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进行系统梳理，精准定位案件核心争议焦点。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律师制定了“认可罪名定性，聚焦数额争议与量刑情节双重发力”的辩护策略，重点从以下关键环节推进工作：
1. 精准梳理数额争议，提出针对性质证意见。律师通过细致比对侦查机关提交的销售统计表、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人供述，发现检察机关指控的105万余元销售金额中，存在将非假冒品牌毛巾误计入犯罪数额的情况。针对这一关键问题，律师重点举证侦查机关制作的相关统计表中数额错误归类的记录，提出应将该部分6万余元金额从犯罪总额中扣除的质证意见；同时，律师指出现有证据中被告人与客户的交易记录包含其他百货货款，不能全部计入假冒商品销售金额，从证据层面弱化“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依据，为后续从轻量刑奠定基础。
2. 精准界定主观明知时间，合理降低罪责评价。律师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人供述，深入分析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形成时间。通过梳理聊天记录中供货方关于“货物有风险、需现金进货”等表述，以及被告人供述中“客户反映质量问题后才产生怀疑”的内容，律师提出被告人对假冒商品的明知时间应从特定时间点起算，而非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起始时间，进一步合理界定被告人的罪责范围，为从轻处罚提供依据。
3. 全面挖掘酌定从轻情节，构建完整辩护体系。律师在阅卷及与被告人沟通中，充分挖掘多项有利于被告人的酌定从轻情节：一是被告人系初犯，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二是被告人到案后基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审中对指控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符合从宽处理条件；三是律师积极推动被告人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以实际行动体现悔罪态度；同时，律师还结合被告人自身患病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从轻处罚的合理性。庭审中，律师围绕上述要点条理清晰地发表辩护意见，既认可公诉机关的罪名指控，又精准传递各项从轻处罚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获得法庭重视。
【案件结果】
法院经审理，虽未完全采纳律师关于销售金额的争议意见，但全面采信了律师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积极退缴部分违法所得”等从轻处罚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检察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结合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及各项从轻情节，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相较于检察机关三年至四年的量刑建议，被告人获得了相对较轻的刑罚，当事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认可，案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
【案例启示】
该案的成功辩护，充分体现了律师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的专业价值与关键作用。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直接影响量刑档次，律师通过细致的证据梳理与精准的质证，能够有效厘清案件事实争议，为当事人争取更合理的罪责评价；同时，全面挖掘初犯、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等从轻情节，构建完整的辩护体系，能够帮助法院更全面地考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悔罪态度，实现“罚当其罪”的司法目标。专业律师的介入，不仅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能推动案件的公正处理，助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