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2024年8月，毕X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添加被害人高X为微信好友并开始聊天，毕X对高X谎称自己叫“毕正”、离异并没有抚养孩子。2024年8月10日18时30分许，毕X将高X骗至其家中了解家中情况，高X进入房间并走至阳台附近时，毕X趁其不备将高X按到在沙发上，并用单手控制高X双臂防止其反抗，另一只手臂欲脱掉高X胸罩未果后，毕X将高X的旗袍撩至小腹处并将其内裤脱掉，后强行与高X发生性关系，后高X与其争吵几分钟后衣衫不整离开。

二、办案经过

受理该案后，王铖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毕X，了解案情，依法为毕X办理了取保候审。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王铖律师对该案卷宗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1、嫌疑人没有违背妇女意愿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一）被害人对行为性质明知且自主作出选择

从被害人在第一次笔录中（第一次笔录第 3 页）的陈述 “我也知道他让我去他家里是为了睡我，但是我不想跟他不清不楚的就发生性关系，我想等我们正式确定男女关系后再发生性关系，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只是为了睡我，我就不去了，他说：我不能强求你跟我发生性关系，我们不能总是在微信上聊天，得多见面，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的话，我们就在车里见面。” 可以清晰得知，被害人在事前对前往嫌疑人家里可能发生的性行为是完全知晓的。并且，被害人在去家里还是在车里见面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自主选择，最终她选择了去嫌疑人家里。这充分表明，被害人前往嫌疑人住所并非受到强迫或欺骗，而是基于自身意愿作出的决定，至少在前往行为上不存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

（二）被害人对事件过程描述存在重大矛盾且与常X不符

被害人在其多份笔录中对事件发生时的过程及体位进行了多次描述，然而每次的描述都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出现依据其某次描述的体位，在不配合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发生性关系的情况，更有一次描述的体位，即便配合也难以发生性关系。这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陈述，严重影响了其陈述的可信度。按照正常逻辑，若被害人遭受了违背其意愿的强奸行为，对于如此重要且亲身经历的关键细节，其描述应当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本案中被害人对关键过程的描述混乱，说明其陈述存在虚假或夸大的可能性，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嫌疑人构成强奸罪的可靠依据。

（三）被害人与嫌疑人关系亲密的相关事实佐证

被害人向嫌疑人透露自己带避孕环这一私密事实，若两人关系未进入一定阶段且被害人对双方关系没有一定的期待，是极不可能主动告知的。另外，在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嫌疑人称呼被害人为 “媳妇”，而被害人对此并未表示反对而是默许。这些细节均表明，两人之间存在较为亲密的情感关系，并非如强奸指控中所呈现的那样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行为。综合这些因素，足以证明嫌疑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时，不存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形。

2、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辽阳市公安局复核决定书两次撤销的刑事复议决定书未附卷。刑事复议决定书作为案件侦查过程中的重要文书，对于了解案件的侦查进展、争议焦点以及公安机关的处理意见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在本案卷宗中，这两份重要的刑事复议决定书却未被附上，这严重影响了证据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由于缺少这部分关键材料，使得辩护人及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公安机关的处理依据，进而难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在证据存在如此重大缺失的情况下，认定嫌疑人构成强奸罪的证据体系显然是不完整且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综上所述，本案无论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嫌疑人不存在违背妇女意志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形，还是在证据层面，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嫌疑人构成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规定，恳请贵院依法对毕X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司法公正。

三、案件结果

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毕X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