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经过
某公司成立于201X年X月，被告人自公司成立至2017年X月期间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全面负责管理。公诉机关指控，某公司在被告人任职期间，以不申报方式逃避缴纳税款合计200万余元。具体包括四项事实：一是201X年至201X年，某公司以房抵工程款未视同销售，少计销售收入1130万余元，少缴营业税141万余元及城市维护建设税9.9万余元；二是201X年X月，某公司将某广场项目部分房产作为自用办公场所，未缴房产税7.2万余元；三是201X年至201X年，某公司少缴城镇土地使用税34万余元；四是201X年至201X年，某公司少缴印花税7.2万余元。
202X年X月，某税务局对某公司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税务处理决定书》，限令补缴税款212万余元及罚款、滞纳金，文书送达至某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因某公司未补缴税款且未接受行政处罚，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另查明，被告人于201X年X月被免去总经理职务，201X年X月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人。202X年X月，某法院受理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3年3月宣告其破产。公诉机关遂以逃税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指控的第三起事实中，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征时间及少缴数额应如何认定。公诉机关认为应从201X年X月取得土地使用证起算，而辩护方主张政府延期交付土地，应从实际交付时起算。
2. 本案系单位犯罪，在某公司已被宣告破产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未起诉单位而直接起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程序是否合法。
3. 被告人作为离职的原法定代表人，是否具备逃税罪的主观故意，是否实际获益，以及在失去公司控制权且未收到税务机关追缴通知的情况下，是否应承担未补缴税款的刑事责任。
三、办案经过
孙夕能律师接受委托后，迅速开展阅卷与调查工作，制定了严密的辩护策略。
首先，针对土地使用税的指控，孙律师调取了某区政府会议纪要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因高压线路改移等原因确实存在延期交付的情况。孙律师指出，公诉机关未能提供具体交付时间的确凿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主张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201X年土地已按协商金额足额缴税。
其次，针对起诉程序问题，孙律师深入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批复，确认涉嫌犯罪的单位宣告破产的，应直接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此举避免了因程序争议导致案件发回重审，将庭审焦点集中于实体定罪。
最后，针对实体定罪问题，孙律师全面梳理了某公司的审计报告、股权转让协议及多名证人证言。一方面，证明审计结果显示某公司尚欠被告人巨额款项，被告人并未通过逃税行为实际获利，也无直接策划指挥的证据；另一方面，证明被告人离职后已无股份和职务，新管理层收到税务文书后并未通知被告人，被告人直至公安机关调查时才知晓逃税事宜，客观上已失去对公司财产的控制权，不具备补缴税款的客观条件。
四、案件结果
某法院经审理，全面采纳了孙夕能律师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关于第三起事实，公诉机关证据不足，认定201X年少缴土地使用税不成立，将逃税总额调整为177万余元。关于起诉程序，某公司已破产，仅起诉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法院认定被告人并非逃税行为的直接获益者；且其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前已离任并转让股权，对补缴税款不再负有控制和主管职权，未收到也不知晓税务处理决定，不具备补缴的客观条件，公司未补缴并非由其决策。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被告人无罪。
五、案件价值
本案明确了逃税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实质认定标准，特别是厘清了离职高管在失去公司控制权且未收到税务机关通知情况下的责任阻却事由。判决严格遵循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防止了客观归罪，对于保护企业高管的合法权益、规范税务机关文书送达及追缴程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适用场景
1. 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高管离职后，因任职期间公司税务问题被追究逃税罪刑事责任的辩护；
2. 单位犯罪中，涉案单位已注销、吊销或破产，司法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案件辩护；
3. 涉及税务机关文书送达效力认定、补缴义务主体界定及逃税罪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
七、案件总结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精准把握犯罪构成要件实现无罪辩护的案例。孙夕能律师敏锐捕捉到逃税罪“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未补缴”这一前置条件在离职高管身上的适用困境。通过扎实的证据组织和严密的法理分析，成功切断了当事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促成无罪判决，彰显了刑事辩护在维护公平正义中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