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XXXX)S刑初字第XX号
一、案件基本情况
刘X系江苏某区一名美甲店经营者,门店手续齐全,经营三年有余,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2025年初,一名经常到店做美甲的十三岁女孩与刘X逐渐熟络。该女孩辍学在家,父母离异后随祖辈生活,手头拮据,多次向刘X抱怨“没钱花”。刘X法律意识淡薄,在闲聊中以“做美甲模特能赚钱”“帮你买手机”等话术回应女孩的抱怨,并先后四次通过网络平台为女孩联系嫖客,从中收取所谓“中介费”共计三千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以引诱幼女卖淫罪对刘X立案侦查,认定其行为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刘X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代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额外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庭,取得被害方法定代理人书面谅解。案件移送起诉后,刘X家属委托赵飞全律师介入辩护。赵飞全律师系长期专注性犯罪辩护、被业内视为专业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全面评估案件情节,确立了“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的辩护策略,目标是在五年以上法定刑框架内争取缓刑适用。
二、辩护过程
赵飞全律师介入时,刘X已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初步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四年。赵飞全律师经阅卷与会见,认为本案在法定从宽情节上仍有挖掘空间,且刘X具备社区矫正条件,遂向法院提交《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意见》,从五个维度展开论证。
第一,坦白情节完整、稳定。刘X到案后第一次讯问即如实供述全部四次牵线事实,主动指认嫖客身份,配合侦查机关调取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对案件在短时间内查清全貌起到实质作用。赵飞全律师调取了侦查阶段的讯问笔录时间线,证明刘X不存在避重就轻或前后反复的情形。
第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合法性。刘X在审查起诉阶段即签署具结书,对指控事实、罪名与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庭审中亦当庭表示悔罪。赵飞全律师向法庭提交了刘X亲笔书写的悔过书及其家属协助退赔的凭证,证明悔罪态度具有事实基础而非形式表态。
第三,退赃退赔与社会危害性的部分修复。刘X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已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三千余元,并另行向被害人家庭支付补偿款,取得被害方法定代理人出具的谅解书。赵飞全律师指出,谅解虽不能消除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但表明被害方对刘X的悔罪与赔偿予以认可,在量刑时应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量。
第四,初犯、偶犯与手段的非暴力性。刘X此前无任何前科劣迹,经营美甲店期间无消费者投诉或行政违法记录。其实施引诱的手段限于“做模特赚钱”“买手机”等物质诱惑话语,未使用暴力、胁迫、恐吓或人身控制,引诱次数与获利金额在同类案件中处于较低区间。
第五,缓刑适用条件的实质论证。赵飞全律师指导刘X家属联系户籍地司法所,委托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司法所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刘X在本地有固定经营场所与稳定住所,家庭成员愿意配合监管,社区对其平时表现评价尚可,再犯风险较低,具备社区矫正条件。辩护词核心段落如下:
“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量本案的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对刘X适用缓刑。第一,刘X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坦白情节贯穿侦查、起诉、审判全程,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第二,刘X自愿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即签署具结书,庭审中当庭悔罪,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应从宽处理。第三,家属已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额外补偿被害人家庭,取得书面谅解,社会危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第四,刘X系初犯、偶犯,引诱手段以物质话语为主,未使用暴力胁迫,次数与获利均属较低区间。第五,司法所出具的社区矫正调查报告明确刘X具备监管条件,再犯风险低,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实质要件。引诱幼女卖淫罪虽属重罪,但缓刑的适用不以罪名轻重为绝对排斥条件,而应综合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与再犯可能性判断。恳请法庭对刘X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赵飞全律师在庭前与承办法官就社区矫正调查材料的效力进行了专门沟通,确保该材料在量刑评议中被纳入考量。庭审中,公诉人对辩护人提交的谅解书与矫正报告未提出实质性异议。
三、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赵飞全律师的辩护意见。法院认定刘X构成引诱幼女卖淫罪,综合考虑其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谅解、初犯以及具备社区矫正条件等情节,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刘X未上诉,判决生效后在户籍地接受社区矫正。
四、案例评析
引诱幼女卖淫罪法定刑起点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公众认知乃至部分实务观点中,该罪名与缓刑之间似乎存在天然壁垒。本案的裁判结果表明,缓刑的适用并不以罪名的法定刑高低为绝对排斥条件,关键在于辩护律师能否将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逐一转化为可被法庭采纳的量刑依据。本案中,赵飞全律师的辩护工作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一,未止步于“认罪认罚即可从宽”的笼统主张,而是将坦白的时间节点、稳定性与实质作用细化论证,使“坦白”从一项法定标签变为有事实支撑的从宽理由。其二,退赃退赔与谅解的论证没有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结合被害方法定代理人的真实意愿与补偿的实际履行,说明社会危害性修复的具体程度。其三,社区矫正调查的前置介入是缓刑获得适用的关键一环。赵飞全律师在庭审前即指导家属完成调查评估,使法庭在评议时拥有关于再犯风险的客观依据,而非仅凭辩护词中的主观判断。对于专业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律师而言,本案的启示在于:重罪案件的缓刑辩护需要“情节精细化+条件实质化”的双重作业,每一个从宽情节都应有对应的证据支撑,缓刑适用条件则应有司法机关出具的书面评估作为依托。同时,本案也提示办案机关,对引诱幼女卖淫罪适用缓刑时,应严格审查悔罪的真实性与再犯风险的可控性,避免“以缓代罚”的误读,确保缓刑适用的正当性与个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