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未遂的数额认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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