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怎样认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共同犯罪中主犯是累犯怎样处罚 对于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即除了对自己直接实施的具体犯罪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集团成员按该集团犯罪计划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首要分子对于集团成员超出集团犯罪计划(集团犯罪故意)所实施的罪行，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对于组织、指挥共同犯罪的人，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没有从事组织、指挥活动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对于累犯有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即采取必须从重处罚的原则。如果主犯是累犯，在犯罪行为原有判罚的基础上，从重处罚。 主犯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尤其是首要分子，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正确认定主犯呢?判断一个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应当根据他在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全面地分析判断。 从主犯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在事前拉拢、勾结他人，出谋划策;实施犯罪时积极参加，担任主角，并协调他人的行动，所犯具体罪行较重，或者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有的事后还进行策划掩盖罪行、逃避惩罚的活动。通过对共同犯罪人参加犯罪活动的具体分析，就能正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律师回复] 缓刑的执行在性质上如果属于刑罚的执行，那么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期满后可以成立累犯。 缓刑考验期内又故意犯罪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并对新的罪行进行见减后并的原则进行量刑处罚。缓刑考验期内仍然是对刑罚的执行，不属于执行完毕，因此，我认为缓刑考验期内又故意犯罪不适用累犯。 首先，从累犯制度本身来看：由于累犯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对累犯从重处罚以达到罪责刑相一致并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宣告缓刑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不致再危害社会。但这是法官根据已然的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悔罪表现推断出来的。这一推断是不可靠的，所以各国刑法规定了撤销缓刑的条件。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期满后五年内又犯严重的故意犯罪，一方面说明关于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推断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法律给了犯罪分子宽大机会的情况下，犯罪分子仍然故意犯罪，积极违抗法秩序，恰恰说明犯罪分子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应当从重处罚。 其次，从累犯制度与数罪并罚制度协调的角度来看：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进行数罪并罚。犯罪分子越在缓刑考验期的后期犯新罪，犯罪分子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就越重。在缓刑考验期满之后又故意犯罪的按照累犯从重处罚，可以实现数罪并罚制度和累犯制度有机衔接。 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缓刑执行完毕后也可以成立累犯。例如，根据日本刑法的规定，在缓刑考验期满之日起5年内再犯新罪的，可以构成累犯。以上是对缓刑如何计算累犯问题的解答

[律师回复] 所谓累犯，累犯的法律规定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的刑罚之罪的罪犯。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 1、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 2、特别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连续犯是指连续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即行为人基于同一行为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种罪名的犯罪。连续犯又有几种情况：１．每一行为可以单独构罪；２．单个行为不构罪，但这些行为的部分或总和构成犯罪。对于前者情形适用累犯条款时，比较容易处理，按照连续犯第一次犯罪行为时间计算期限。但对于后者的期限计算，学术上有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应按照后罪犯罪行为开始的时间计算。另一种观点是应从可构成犯罪时的那一次行为开始计算。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理由有以下两点： １．按照第一种观点的计算方法符合累犯制度设立目的。累犯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贯彻严厉打击主观恶性大、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是为了遏制已经犯罪且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再犯社会危害较为严重的犯罪。后一犯罪的首次行为虽还不能单独构罪，但其行为的产生已经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较深，不思悔改，劳动改造没有在他身上起到明显效果。因此连续犯从首次行为计算累犯的期限，有利于贯彻累犯制度设立的宗旨。 ２．从连续犯的首次行为计算累犯的期限，便于司法工作者对累犯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某些连续犯，特别是寻衅滋事之类的犯罪，有些事实、情节本身就难以把握，如果按照已构成犯罪的那一次行为开始计算的话，可能使司法工作者处理实际问题难以操作，也可能使不同的司法工作者对相似的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这样会在无形中破坏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破坏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在人民群众中的。

[律师回复] 一、什么是特殊累犯 　　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刑法修正案(八)》扩大了特殊累犯的范围，将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纳入其中，以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拟对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修正案对其的修改原因和仍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进行探讨。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7条的规定，《刑法》第66条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修改前《刑法》第66条的内容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刑法理论将这一犯罪形态称为特殊累犯。从规定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特殊累犯的范围得以扩大，笔者将从修改前的规定着手来分析这一变化。 　　 二、现行法律中对特殊累犯的规定 　　法律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应尽可能适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刑法必须回应社会的变迁、满足国家对犯罪进行惩治和预防的需要。刑法修订以来，我国的犯罪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率极低，由于整体的犯罪率较低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的特殊累犯更多的是起着象征威慑的作用。再者，一些普通的刑事犯罪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复犯率居高不下。那么，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刑法设立特殊累犯的制度价值和目的? 　　近年来，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猖獗，它们对国家的稳定以及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或危害，为了实现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民生的特殊保护，增强公众的安全感，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地将成立特殊累犯的犯罪种类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即“危害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三、如何认定特殊累犯 　　 1、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性质有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并且强调“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修正案的内在逻辑就是，修正后的特殊累犯并不需要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在性质上完全统一，也就是说不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可以交叉对应，亦即明确规定特别累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可以是这三类犯罪中的任何一种，这将会导致特殊累犯由一大类增加为九大类。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特别累犯在范围上具有极大的扩张性，有打击面过宽之嫌，特别累犯与一般累犯在本质上无甚差别。同时累犯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人较之累犯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人，其人身危险性和重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作为累犯的前后两罪在法律和行为上具有特定联系，反映了行为人的特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若考察外国立法例我们会注意到，虽然各国对累犯制度的规定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各国立法仍存在普遍的共性，即都明确要求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属同一类犯罪，都以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再犯同类犯罪为构成累犯的要件，亦即前后罪同性质是构成累犯的前提，此乃各国立法之通例。至于特别累犯，则更要求前后罪罪质的一致性。因而为了避免《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修正可能导致的特殊累犯数量的大量增加，并进而导致刑法重刑化，我们主张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当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这样的规定既符合特别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又能更有效的保障刑罚目的的实现，还能与国际通例相契合。再者，我们还应将构成特殊累犯的主体限定为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主犯，这是我国宽沿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属于有组织性犯罪，“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其必然的特征，如果按照修正案的规定，上述主体在任何时候再犯三类犯罪中任一罪均可构成特殊累犯，这显然对于这些犯罪中的从犯、帮助犯有打击过度之嫌，不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未成年人累犯问题。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上述规定带来了一个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即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可否构成特殊累犯? 　　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特殊累犯。 首先，从我国刑事政策的传统看，适用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规定始终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取向。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心智上相对不成熟，其对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也要比成年人弱，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成年人犯罪。例如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时，立法者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特点，对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作了限制性规定，规定对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的刑法传统始终是持宽宥态度的。 其次，从国外立法例的视角看，国外刑事立法普遍规定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均必须发生在成年之后，若前罪是发生在未成年时，无论后罪发生时成年与否都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罗马尼亚以及泰国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保障未成年人人权和基本权利已日益成为国际刑事立法的大势所趋。再次，我国《刑法》第 17条已经规定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若体系性地考量《刑法》第17条和《刑法修正案(八)》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的上述从宽处理规定，我们认为，未成人犯罪的，除不以一般累犯论处外，也应当排除于特殊累犯之外。否则，就会出现立法在同一问题上，既存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又存在从严处理的矛盾规定。 以上是对特殊累犯规定的变化的相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