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前辩护律师会见几次

[律师回复] 《解释》第二百五十四条至第二百五十六条对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辩护人当庭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具体而言：　　 (1)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的，区分情况处理：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辫护后，没有辩护人（被告人只委托有一名辩护人，或者同时拒绝两名辩护人为其辩护）的，应当宣布休庭，择日开庭；仍有辩护人（被告人委托有两名辩护人，只拒绝其中一名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仍然可以保障其辩护权，庭审可以继续进行。　　 (2)对于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的，确立如下处理原则：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　　 (3)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重新开庭后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　　 (4)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应当准许；是否继续庭审，参照适用上述规定。　　 (5)依照前述规定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自案件宣布休庭之日起至第十五日止，由辩护人准备辩护，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自愿缩短时间的除外。需要注意的是，与《1998年解释》规定不同，此种情形下应当是“宣布休庭”，而非“宣布延期审理”，且准备辩护的时间应当计人审理期限。

[律师回复] 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书面《辩护词》是较为普遍的做法，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必须入卷。实践中好多律师都是在案件开庭前就写好《辩护词》，法庭辩论阶段照稿子念一念，庭后向法庭提交。 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 从业至今我从未这样做过：庭还没开，被告人怎么说、公诉人如何诉、法官会问些啥等等，都存在不可预知变数，事实上要设计各种应对方案才行，如何能仅凭阅卷就能写好《辩护词》？ 我听说斯伟江为庭前写好《辩护词》给别人修改的事弄的不愉快，杨学林就委婉的说：我没有在开庭前写好《辩护词》的习惯。 我是从来不在庭前写好《辩护词》的。但每个案子我都有辩护提纲，再根据庭审的实际情况充实、修正，着重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庭后整理、撰写《辩护词》也是观点突出、简明扼要。对那些还没有开庭就能够写出洋洋洒洒几万字十几万字《辩护词》的“大家”我是自叹不如，但不知道法官有没有空去看会不会看？ 曾经在杭州中院辩护一个案子，合议庭当庭宣判，几日后送《判决书》给我时书记员说，张律师你是不是没有当庭提交书面《辩护词》？没有？那你写个书面《辩护词》寄给我，我装订案卷需要的。

[律师回复] 1、标题。首行要写明标题 　　 2、呼告语。 　　 3、前言。 　　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1、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出庭的根据; 　　 2、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辩护内容的来源; 　　 3、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具体表述如：“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之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我认为，本案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疑点，难以定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二)正文 　　在具体制作辩护词时，应当分以下几部分： 　　 1、辩护的理由、观点。(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2、结束语。结束语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如无罪、有罪但罪轻等;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三)尾部 　　尾部应当写明辩护人的姓名以及发表辩护词的时间。

[律师回复] 一、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1、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犯罪，法院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刑法》第17条均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1）被告人胡某出生于，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在量刑时应当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的基本方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　 二、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被告人在抓捕现场就地伏法，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在归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充分考虑与采纳。 鉴于本案被告人在犯罪活动中，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且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赃物也已基本归还给受害人，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采取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则。应当对被告人处以缓刑或免除刑事处罚。辩护人请求法庭能采纳上述辩护意见，让其早日回归社会，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律师回复] 第 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 第 二，公诉人将本案木石山谋取的不正当利益理解为保住自己的既有官位以及谋取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这种理解既违反刑法对“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也缺少证据支持，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第 三，木石山系基于方工军的索贿暗示，被迫给予方工军十五万元，实际上也并未获得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等不正当利益，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对木石山的行为不以行贿论处。 第 四，被告人木石山依法不构成行贿罪，如果贵院因特殊因素而将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行为入罪，亦应考虑木石山在被追诉前已经如实向司法机关交代案件事实，且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况，依法应对木石山免除处罚 以下对辩护意见展开具体论述。 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贵院依法应作出无罪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了行贿罪，从罪状的表述上看，该罪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才构成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在行贿案中，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需要有客观的证据材料证明行为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结合本案，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与此项指控有关的在案证据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并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建议贵院在综合分析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请托、未曾得到方工军为其谋利的承诺、送钱的前提是遭受方工军的刁难、木石山的行为合乎送礼技巧等情况的基础上，认定木石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因而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满足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第 一，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明确的请托事项，方工军亦从未承诺为其谋利，无法得出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 根据方工军的证人证言：“他（木石山）把这个袋子交给我，他说：局长，我知道你对我好，这是一点心意，请你收下。我就收下了，回家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有十五万元人民币。（详见卷2P60）”“（木石山为什么要在提拔后给你十五万元？）我当时也不明白……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木石山找到我，用一个塑料袋装了15万元人民币，说请我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我说不过年过节，让他把钱拿回去，木石山说对我很感谢……（详见卷2P71）” 根据木石山的供述：“2010年12月时我任职已有十个多月，任习艺劳动处处长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不好开展，经常受到方工军的批评，工作开展困难，非常困惑，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就有了送钱给方工军的想法，希望送钱给他与他搞好关系，得到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根据朱两禾的证人证言：“当时木石山说他任省戒毒局生产处处长后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工作得不开心，经常被省戒毒局局长方工军批评。木石山说想送些钱给方工军，与方工军搞好关系方便日后工作开展（卷2P80、P87）。” 根据上述所列举的证据可反映出： 一方面，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而仅仅是含糊、笼统地请求方工军支持工作，在案证据材料中，包括方工军本人的证人证言，也无法判断木石山所谋求的是何种具体的工作事项的关照； 另一方面，方工军“至今对他送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说明方工军自始至终没有向木石山承诺过为其谋取任何利益。 此外，根据木石山之供述以及朱两禾之证人证言，其二人对于木石山经常受到方工军批评导致工作难以开展的描述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木石山送钱的原因，亦只能空洞、抽象地称系“对工作的支持”、“方便日后工作开展”，从中根本无法得出木石山所开展的“工作”等同于“不正当利益”的结论。 第 二，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前提是在工作开展中长期遭到方工军的刁难、责骂，故木石山所谋取的所谓“关照”，实质是使其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 方工军作为领导，对其下属木石山的长期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刁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木石山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此前提下，木石山意图与方工军“搞好关系”，实质上就是追求与方工军维持公职人员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即希望方工军停止对木石山的无故刁难责骂，以便木石山开展本职工作。具体分论如下: 一方面，方工军对木石山的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其 一，方工军承认“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说明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方工军的证人证言：“（木石山在被提拔后，你有无在工作中刁难过他）这个绝对没有，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当然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但故意的找麻烦这种事肯定没有。” 其 二，方工军作为木石山涉嫌行贿罪一案的对合犯，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本案中方工军如果承认对木石山有刁难行为，则依法应构成索贿型受贿，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故方工军很可能为了减轻责任而不如实回答侦查机关提出的问题。贵院有必要对其证言进行足够审慎的考量，尤其在其证言对被告不利且没有其它证据与之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其 三，方工军否认其在工作上对木石山存在刁难责骂的行为，但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也与事实不符。结合木石山及朱两禾之陈述，方工军肆意批评的行为已经导致木石山“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的结果，可见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已经达到“对人不对事”、“故意找麻烦”、“刁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