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质证要点

[律师回复] 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才具有证据能力，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质证一般要紧密围绕证据这三个特征进行。律师要么证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不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征，要么证明证据是否具备这三个特征出现了疑问，从而使法官对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产生怀疑而不采信公诉人出示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征。再客观真实的证据，如果没有关联性，和案件事实没有关系，对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没有影响，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证据的目的就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对客观性、合法性没有疑问的证据，律师就要从关联性上对证据进行分析，分析证据是否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是否能支持控方的指控。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在证据材料比较繁多的案件中，不时会出现真实性没有问题，但却和指控没有任何关联的证据。对于这样的证据，律师要从关联性上及时提出质证意见，避免和案件无关的证据被作为证据使用，避免法官误认为有罪证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经常出现的证据，有些案件中会有多份证人证言，有些证人证明的事实从真实性上律师挑不出任何毛病，但仔细分析，却和指控根本没有关系。如果律师没有注意到证据的关联性，数量丰富的多份证据很容易使法官产生证据已经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错误判断。 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特别对于言词证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律师在对言词证据进行审查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审查有无影响证据合法性的因素存在。比如，通过审查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是否已经询问了被害人、证人，是否已经获得了相关事实的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和这些证据高度一致，判断是否可能存在诱供;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上是否有被伤害的痕迹，判断是否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在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很困难的，但通过律师有效的质证，可以降低法官对被告人供述的依赖，增加公诉人举证和证明的难度。 客观性是所有证据最基本的特征，自身都不真实的材料，肯定无法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在大多情况下，律师的质证也是围绕证据的客观性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就是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取舍过程。 对证据的质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律师都要紧紧围绕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突出质证的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事实和细枝末节上。比如，对一个与被告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律师如果仅仅提出该证人与被告人有重大利害关系，不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质证的力度和效果可能不会很明显。公诉人也很容易反驳，因为任何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资格，不能因为与被告人有重大利害关系就当然不采信该证人的证言。但是，如果律师进一步提出，该证人的证言与已经查明的某一案件事实或已经得到查证属实的其他某一证据相矛盾，该证人的证言具有虚假可能性已经不再仅仅是推测，而是有事实基础的判断，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谨慎分析该证言，质证的效果就容易得到法官的认可。所以，不论律师提出什么具体的理由，质证意见都要归结为证据是否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此得出该证据是否能够被采信的确定性结论。以上是对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质证要点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您满意。

[律师回复] 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有区别,也有 联系。庭审中心主义的核心是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以法庭为 中心,其得以提出既有外部坏境的因素,也有诉讼内的现实 动因。从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的沿革来看,其目的也是以庭审 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并基本形成了控辩对抗的格局,完善了 相关配套机制。从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来看,应当注重 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和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完善和深化。 正文: 庭审实质化是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 要内容,其基本目标是 “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 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 “实现诉讼证据 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 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在我国现今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背景 下,如何推进庭审实质化,尚需立足现实参酌相关因素进行 深入研析。 一、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 通过庭审实质化实现 “以庭审为中心” ,集中体现了司 法规律的要求,也是优化我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的重要举 措。 “以庭审为中心”是司法权行使的必然要求,司法的 根本特性是判断性,司法判断的前提是亲历性,即亲身经历 程序、直接审查证据。而只有法院系统将之简称为 “四个 在法庭” 。庭审判能全面、有效地提供亲历性条件,使法官 得到鲜活、丰富的案件信息,从而获得正确作出司法判断的 基础和条件。刑事诉讼应当 “以审判为中心” ,即在事实认 定与法律适用上,审判应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以庭下阅卷的 方式实施审判, 不仅不可避免地导致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 、 “侦审联结”与 “侦查中心主义” ,而且其运作方式实与侦 查终结、审查起诉等活动无本质区别,难以支撑审判的优越 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推动庭审实质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6年修 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就是克服“庭前实体审,庭审走过 场”的弊端,实现庭审实质化。因此,立法限制审前案卷移 送(仅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实行由控辩双方向 法庭举证并展开质证的控辩式审判。但是,审判方式虽变, 庭审形式化的问题却未根本解决。法官变审前阅卷为庭后阅 卷,仍以阅卷而非庭审作为心证的主要来源。2012年刑 事诉讼法恢复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 材料的方式。此种恢复虽然有利于法官全面了解案件情况, 提高其庭审掌控能力, 却使庭前实体审现象更易发生。 此外,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证人作证制度,意图强化庭审 对证人证言的实质审查,但从实践看,证人出庭率并无明显 变化,加强证人出庭以推动庭审实质化的立法目的显然未能 实现。 造成我国庭审形式化的原因包括:第一, 公检法 “流 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从法律上确立了“流水作业”的诉 讼构造, [1]这也就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第二, “案卷中心主义”的审理模式。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案 卷承载了侦查取证获得的基本信息,而案卷的传递和应用对 公诉乃至审判通常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人证作 用重大。 但是, 证人不出庭, 以案卷中的书面证言代替作证, 却是长期形成的普遍实践,而相关法律规定则保障和强化了 案卷笔录的作用。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 定: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 “应当当庭宣读” 。即证人如 不应召出庭,可用书面证言代替作证。案卷的形成和流转实 现了从侦查到审判的紧密联结,导致法庭审判的直接性、实 质性与实效性明显不足。 第三, 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 被告人对公诉人的讯问没有沉默权,辩护人在调查取证权、 阅卷权等方面仍受到诸多限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扮演双重 角色,这使得辩方根本无法与控方抗衡。第四,直接言词原 则未得到充分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 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的普遍不出庭,书面证 言的大量使用,使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和对证据的质 证无法充分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 作会议上提出, “在庭审中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做到事实 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 在法庭,真正通过庭审来查明案件事实” 。这是最高审判机 关释放出的推进庭审实质化的信号,推进我国庭审向实质化 的转变势在必行。 二、庭审实质化的核心——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分 为直接审理原则和直接采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又称在场 原则,指案件的审理,除法官主持,检察官、被告人及辩护 人参与外,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应当在场。否则,审理活 动便属无效。直接采证原则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调查 和认定应以直接方式进行,只有经直接调查采取的证据才能 作为判决的依据。言词原则,指法庭审理原则上采取言词陈 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 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3]直接原则 和言词原则是相互贯通、相互配合的两项原则,通常可合为 一项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在庭审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 利于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直接言词原则为辩护 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使被告人和辩护人能够通过立证、 问证的辩论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第二,保障控辩双方诉 讼地位的平等。控辩双方立证和问证上的平等,充分反映出 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第三,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和 审判的公正。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直接听证,能有效避免 “先定后审”局面的出现,保证审判中立。 三、庭审实质化路径之探寻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现代刑事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 保障审判中心地位、实现庭审实质化具有重要作用。因而, 有必要围绕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对我国刑事庭审方 式予以改革,建立配套的程序保障: 1、设立预审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庭审实质化首先要求的就是实现控审分离。可以将庭前 审查程序交由预审庭进行,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的制度,控辩双方将本方的诉讼观点和主要证据向预审法官 出示,使其在全面了解基本案情的基础上,做出开庭审判或 驳回起诉的决定,真正发挥庭前审查对不当控诉的过滤作 用。庭前证据展示由预审法官主持,控辩双方互相展示其准 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和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未经庭 前证据展示的证据材料不得成为定案的依据。防止双方搞证 据突袭,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

[律师回复] 如果某种致伤行为为法律所允许，就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正当防卫造成伤害而未过当的，医生对病人截肢治病等。经被害人同意的伤害，是否合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的同意是为了达到危害社会的目的，这种同意不能排除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如果这种同意是为了有益于社会的目的、则可以排除他人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对于具有激烈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发生的伤害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应作具体分析。如果这种致伤动作本身为该项运动项目的规则所允许，这种伤害一般不能认为具有刑法上的非法性。如在足球比赛时，依据“合理冲撞规则”所实施而引起伤害的动作，一般不认为是伤害罪：如果比赛中动作粗鲁，明显违反规则要求，具有伤害他人身体故意的，也应按故意伤害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