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误工期违约责任怎样认定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法律上没有规定违约金占总金额的百分比，一般是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不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都是合理的。

[律师回复] ，那么对其工期顺延权主张应予以支持；如果承包方不能举证证明其提出过工期顺延的要求，且发包人迟延支付工程款情节较轻并不必然导致工程进度延误的，则不认定承包方享有工期顺延权。因发包方迟延支付工程进度款而认定承包方享有工期顺延权的，一般工期顺延的期限应当顺延至发包方付清进度款之日止。对于发包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承包方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工期顺延签证，承包方在诉讼中主张工期顺延权的，因发包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所用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承包方就无法进行施工，必然导致工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工期延误违约责任的判定处理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如工程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竣工，发包方会要求承包方承担工期违约责任，承包方会要求发包方赔偿其停工、窝工损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承包方因发包方在施工过程中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或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而主张工期顺延权，即其针对发包方的先履行抗辩权能否得到支持依照《合同法》第283条的规定，承包人可以顺延工期，即享有工期顺延权。对于发包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承包方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工期顺延签证，承包方在诉讼中主张工期顺延权的，因发包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所用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承包方就无法进行施工，必然导致工期延误，此情况下应支持承包方的工期顺延权请求。承包建筑工程是否交押金是否交押金，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硬性要求，只有建设性意见，就看你与发包方的签定劳务合同时，双方的平等自愿地协商。押金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一定数额的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可以债务人所交押金优先受偿。

[律师回复] 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性质及调整规则 转载 2015-03-05 20:30:28 在日常商业往来中常常发生迟延履行的问题，而不少当事人也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但是此时的违约金是补偿性的还是带有惩罚性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二者的救济范围是有很大不同的，这还涉及到违约金的调整规则。 一、关于违约金性质的不同观点 违约金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现已成为民商事合同中一种广泛应用的救济方式。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而英美法国家则承认其补偿性。补偿性质的违约金主要目的是弥补守约方的受损利益，使其恢复至未违约或合同顺利履行后的状态，保障交易公平。惩罚性原先体现在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中，之后随着法律的演进，在合同关系的违约责任中适用具有惩罚性质的违约金。这一方面体现了守约方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则是通过增大违约方的违约成本，预防违约行为的发生从而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对于违约金的性质问题，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违约金仅具有补偿性，二是违约金仅具有惩罚性，三是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司法实务界也因理论界的莫衷一是而困惑横生，但在沈德咏、奚晓明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公开出版后，对于前述问题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即我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并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 二、关于违约金事项的司法实务现状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较大的权威性，其中对于违约金性质的观点或价值倾向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涉及违约金事项的案件时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由于选择性适用的冲动，加之成文法规定本身存在弹性空间，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现象，尤其是在对迟延履行违约金性质把握的和司法调整问题上。 在2014年司法统计年度内，某地一审对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违约方的请求进行调整予以减少，二审予以维持的为121例，占涉及违约金事项案件的99.4%。特别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如冯加友与万州区国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119件系列案件），对于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均调整至合同约定标准的60%以下，甚至认为按揭购房中开发商逾期办证的违约行为给购房者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进而对违约金大幅度调整予以减少，而合同约定的标准仅为已付购房款的日万分之 一，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水平。另有2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涉及迟延给付工程款的违约金，合同约定以欠付工程款的日万分之三标准，而在违约方提出请求后，一审法院调整至日万分之一的标准，二审同样予以维持。裁判结果不仅丝毫不能体现出违约金的惩罚性色彩，补偿性也难以彰显，甚至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约行为，有违立法初衷。 三、违约金性质判断基本理论 对于违约金的性质判断，一种观点认为要以违约金是否能与继续履行或损害赔偿并用。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违约金是在违约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时支付的。补偿性违约金是双方事先就可能的损害程度约定的赔偿金额。两者区别的意义在于:如违约金是惩罚性的，则一方违约时，非违约方不仅可以请求支付违约金，还可以请求继续履行或损害赔偿，而如是补偿性的，非违约方只能请求支付违约金，不能请求对方继续履行主债务或主张损害赔偿。简而言之，惩罚性违约金不以实际损失为限。 另一种观点认为，判断违约金是否具有惩罚性需将违约金数额与实际损失额相比较，如果违约金数额等于或小于实际损失数额，则违约金不具有惩罚性，反之，则具有惩罚性。然而细作分析，这一观点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即当违约情形越重，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越大时，违约金的补偿性质更明显，对违约方的惩罚性无从体现，而违约情形轻微时，反而体现出对违约方更重的惩罚性。如此则违背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原则，不利于合同的正常顺利履行。因此，笔者认为，以违约金的数额作为评判违约金性质的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情况。 综合各种观点中合理的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违约金性质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把握： 其 一，根据契约自由精神、意思自治原则，应先分析当事人订立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目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其约定违约金的性质。如当事人双方约定违约金的目的是通过增加违约成本，预防和避免违约行为的发生，保证合同顺利履行，从而实现合同预期的效果，则此类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如当事人双方约定违约金的目的是为了事先预估损害赔偿的数额，则此类违约金就是补偿性的。 其 二，如当事人对违约金性质约定不明确，也难以通过其意思表示确定合同目的，则不易确定违约金是惩罚性还是补偿性。在此情况下，主要分析违约金是否能够与损害赔偿并行主张。补偿性违约金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故受害方在请求给付补偿性违约金的同时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违约金的目的是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予以惩罚，与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并不冲突矛盾，故受害方在请求支付惩罚性违约金之外，还可以主张赔偿损失。 此外，判定违约金的性质也可以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因素。当事人在约定补偿性违约金时是基于对将来发生的损失的一种预先估计，作为理性经济人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合同的内容以及相应的风险均应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其预估的数额与实际损失额相差不不会很大。惩罚性违约金意通过加大违约成本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因而约定的数额一般较大，与实际损失多少并无直接关联。 四、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性质认定 《合同法》第114条对违约金的适用规则做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7条到29条则明确规定了对违约金数额调整的限制，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涉及违约金调整事项的主要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目前无论是学界通说还是司法实务，对于我国法律中违约金的总体定性应无太大疑义，笔者也赞同“……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并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这样的论断。然而，对于违约金的总体定性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例中约定的违约金所可能单纯具有的惩罚性。 《合同法》第11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及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即便不考虑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惩罚性质违约金的情形，有学者认为，从《合同法》的该款规定也能得出对迟延履行所约定的违约金具有明显惩罚性的这样一个结论。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在此情况下，违约方在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之后，仍有履行合同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为了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实现合同目的，约定适当的违约金是有必要的，但在支付违约金以后仍要继续履行，根据前文讨论的违约金性质判断标准，此时的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因此，在当事人没有约定迟延履行违约金性质的情况下，迟延履行违约金具有惩罚性。 五、结论 由于惩罚性违约金不是为了弥补实际损失，所以即便没有实际损失也不影响违约金的支付。根据我国法律现有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惩罚性违约金和为迟延履行而设定的违约金的支付并不需要以实际损失的产生为前提，只要存在违约行为即可。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违约金调整的合同案件时，应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进行严格审查，首先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约定不明时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同时考虑当事人约定的赔偿金额这一辅助性因素。特别是在可以明确为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情况下，对于违法方以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为由主张调整的，人民法院更应持审慎的态度，以不予调整为原则，以适当调整作为例外。 诚然，契约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过分的契约自由将会带来不适当的结果，契约自由需要契约正义的规制，但契约正义同样不是绝对的，以契约正义的名义不当干预契约自由本身就是不正义。尤其是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也不存在胁迫、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等情形时，法院根据违约方的请求，将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迟延履行违约金调低，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更差。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诚信度不高、契约精神严重缺乏的环境下，法院的裁判更需彰显出正确的价值导向。何况，法院对于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调整问题持严格审慎的态度，既有充分的法理支撑，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预期违约的认定有哪些误区 误区之 一：认定预期违约须以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为条件 预期违约是与实际违约相对而言的，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合同依法成立以后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肯定地拒绝履行合同或以其自身行为预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一种违约行为。它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种形态。有的同志认为，预期违约须以一方当事人即违约方主观上有过错为前提条件。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只有在其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构成预期违约。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预期违约的适用条件即构成要件与责任的构成要件混为一谈，是将预期违约的构成要件等同于承担预期违约责任的要件，这显然是欠妥的。 笔者认为，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预期违约，所依据的只能是客观情况，即客观上是否存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有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可能。我国新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 第二款及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预期违约的特征，均是当事人的客观情况，并未提到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状况。因此认定一方当事人是否构成预期违约，应该严格依照当事人的客观情况。而如果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预期违约的构成要件，那么在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无过错但将来确实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就不能适用预期违约制度以求救济，只能听任对他不利的情形的发展，而不能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从合同关系中摆脱出来，以减轻损失。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也违背了设立预期违约制度的初衷，与预期违约的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我国新合同法生效之前，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是涉及违约行为发生后，违约方是否要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问题。对违约责任的承担，我国已经生效的新合同法采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从有利于保护受损害方当事人的利益和促使合同当事人遵守合同的目的出发，改变了过去经济合同法实行的过错归责原则，而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只有在不可抗力情形下的违约才可以免责。如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此条规定并未将当事人主观过错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该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还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发生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并不是其是否承担预期违约责任的前提条件。在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违约方主观上虽没有过错，但仍应承担预期违约责任。 误区之 二：认定预期违约须以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能提供充分保证为前提 对于明示预期违约而言，一方当事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因而谈不上再让其提供充分的履行保证。但对于默示预期违约来说，是否只有在当事人于合理期限内不能提供充分履约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默示预期违约，这一点新合同法并没有涉及到。学术界和审判实践中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能否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充分的履行保证，是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的重要条件。光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尚不能认定对方就构成违约，只有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不了充分履行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默示预期违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缺乏法律依据，也违背预期违约的立法目的。 首先，从法律依据上来看，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及第一百零八条均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即可解除合同，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而并没有规定只有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不了履约保证时，另一方当事人才能解除合同，才能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我国新合同法 第六十九条虽然提到了履约担保问题，即规定合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但此条规定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是针对“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也就是说仅仅是针对不安抗辩权而规定的，而并不适用预期违约。从这一点看，将一方当事人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充分的履约保证作为构成预期违约的要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那么一方当事人只有在合理期限内不能提供充分保证才构成预期违约的观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根据这条规定，在一方预见到另一方将不会或不能履行合同时，即使其证据十分确凿，也不能宣告对方已构成违约从而解除合同，而必须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充分的履行保证。只有其提供不了充分的履行保证，当事人才能解除合同。毫无疑问，这条规定是针对涉外经济合同而言的。在当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预期违约制度的情况下，将这一规定类推适用国内合同本来就很牵强，更何况现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我国新合同法也已明确规定了预期违约制度，且并不要求一方当事人只有在对方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充分保证时才能宣告对方预期违约。在这种情况下，还根据已经废止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将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充分履约保证作为构成预期违约的前提，这是不妥当的，也是没有合法依据的。 其次，从设立预期违约制度的目的看，我国新合同法之所以规定预期违约制度，就是因为预期违约制度能够全面而灵活地保护守约当事人的权利，一方当事人只要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发现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即可根据预期违约制度采取相应的救济方式，避免自己的损失，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规定预期违约发生时，当事人只有在对方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充分担保时才能采取救济方式，则会延误时机，令当事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也有违预期违约制度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