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追回的方式

[律师回复]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应以非持卡人（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信用卡内财产权益并因此致使持卡人（受害人）丧失控制作为认定标准。即以“控制加失控说”为认定标准。 首先，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又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事实上，由于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本身也就是侵犯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加上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因而，认定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相脱离，仍应以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并因此致使持卡人丧失控制作为既遂认定标准，不能仅以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其次，信用卡诈骗罪本质上仍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刑法理论上对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有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转移说等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失控说”。就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而言，笔者认为采取“控制加失控说”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采取冒用他人信用卡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方式的财产犯罪不同。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中的受骗人（发卡银行）与财产权益受害人（持卡人）之间相对分离，非持卡人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过程中与受骗人（发卡银行）和受害人（持卡人）之间形成类似“三角诈骗”关系，信用卡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财产权益的价值载体，在此三角法律关系中，犯罪行为人非法控制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结果，并非必然导致受害人丧失对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控制。只要非持卡人拾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取得持卡人信用卡和身份证后，不拿持卡人身份证办理挂失或者更改密码，持卡人仍然能够使用原信用卡帐号和密码进行消费和支付，持卡人也就没有丧失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控制，此时信用卡内资金余额可能因持卡人的网上电子商务消费、支付而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非持卡人拿持卡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挂失或更改密码的行为致使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丧失控制时，非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非法控制和占有数额才能得以确定。因此，应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可知最高人民对盗窃金融凭证类的犯罪既遂数额的认定，采用的也是“控制加失控说”观点。由于“盗窃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与“非持卡人挂失、更改持卡人信用卡密码”二者属于同类行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尤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果：即行为人在非法控制所有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所有人对其财产权益丧失控制。因而，可以比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律师回复]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应以非持卡人（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信用卡内财产权益并因此致使持卡人（受害人）丧失控制作为认定标准。即以“控制加失控说”为认定标准。 首先，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又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事实上，由于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本身也就是侵犯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加上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因而，认定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相脱离，仍应以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并因此致使持卡人丧失控制作为既遂认定标准，不能仅以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其次，信用卡诈骗罪本质上仍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刑法理论上对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有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转移说等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失控说”。就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而言，笔者认为采取“控制加失控说”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采取冒用他人信用卡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方式的财产犯罪不同。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中的受骗人（发卡银行）与财产权益受害人（持卡人）之间相对分离，非持卡人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过程中与受骗人（发卡银行）和受害人（持卡人）之间形成类似“三角诈骗”关系，信用卡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财产权益的价值载体，在此三角法律关系中，犯罪行为人非法控制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结果，并非必然导致受害人丧失对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控制。只要非持卡人拾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取得持卡人信用卡和身份证后，不拿持卡人身份证办理挂失或者更改密码，持卡人仍然能够使用原信用卡帐号和密码进行消费和支付，持卡人也就没有丧失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控制，此时信用卡内资金余额可能因持卡人的网上电子商务消费、支付而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非持卡人拿持卡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挂失或更改密码的行为致使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丧失控制时，非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非法控制和占有数额才能得以确定。因此，应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可知最高人民对盗窃金融凭证类的犯罪既遂数额的认定，采用的也是“控制加失控说”观点。由于“盗窃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与“非持卡人挂失、更改持卡人信用卡密码”二者属于同类行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尤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果：即行为人在非法控制所有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所有人对其财产权益丧失控制。因而，可以比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