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怎么辩护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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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