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很多文章，说明当事人和家属是如何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
譬如，他们可能会把一件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拿来“亲力亲为”，就像《你越不像当事人和家属，就越像律师》里说的一样，自己“头脑风暴”，生产出若干份看上去就很“复杂”的材料。又譬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侵犯到了自己或当事人的权益，“是可忍，孰不可忍”，然后开始想办法各种反映，就像《关于刑事案件中“投诉”一事》里说的一样。
对于这类当事人和家属，有时真的不得不“敬佩其努力，心疼其青春”。他们的遭遇，在“感性”的层面上甚至是让人同情的；但他们的操作，从“理性”的角度又可能会令人费解。而律师都知道，刑事诉讼虽然偶有温情，但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乃至于理性到略显残酷的，试图用感性思维去“扭转大局”，极其困难。
再举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例子，很多当事人和家属都会希望律师把家庭情况反映给办案单位，譬如当事人有高血压、有某种（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的）疾病、家庭条件困难、信用卡还不上、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没工作、父亲重病在床，等等。一般来说如果当事人或家属要求反馈，或者律师认为这件事确实“至少有点值得同情”，律师都会把这件事反映给办案单位的。但效果有没有？理论上，一般只能产生比较微小的效果，譬如在量刑方面获得一点点优惠。而优惠有多大，也会看“如果不这样做”，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
以下举几个例子：
1.当事人A涉嫌一共同犯罪案件，该案侦查阶段A的爷爷去世了，当事人从小和爷爷感情很好，当事人基本上已经承认自己“知道”某件事是不正规的还去做，家属跟公安反映爷爷去世一事，希望让当事人暂时取保，出来送爷爷最后一程。公安没有同意。
【注】公安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这件事只涉及到“感情”，而感情，在刑事诉讼里基本是位阶最低的，因为抓一个人进看守所，本身就违背了很多人的感情，可想而知，负责抓人的公安对纯粹的“感情”并不在意。
2.当事人B已经被批捕并认罪，其妻子怀孕了，当时疫情刚爆发，家属希望当事人快点出来。律师提出尽快移送并建议缓刑，理由是当事人和妻子都是“广漂”，非常贫穷，相依为命，妻子因为疫情和怀孕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人陪伴，两人所租房屋是8层楼高的楼梯房，上下楼都有一定危险，疫情导致出门有风险，也不太敢自己出去买食物。如果当事人不尽快出来，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无法正常生活，当事人妻子甚至有流产之虞。加之，被害人已经谅解当事人。公安尽快移送，检察官建议速裁并缓刑，整个诉讼流程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注】这是一件涉及到“生命”的事情。“人命关天”，生命在司法体系中的价值位阶是很高的，怀孕妇女之所以一般不会被羁押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会说，为什么A就不是这个待遇？因为A的爷爷去世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即便放A出去也不会影响到这个结果。但B的事情带给公安和检察官的观感是不一样的，因为B的妻子面对的是一件可能因为办案单位的不同决定而“出现极大不同的两种后果”的事情。如果不放B出去，B的妻儿出现可能会“因此”出现很危险的状况，换位思考一下，此时公安和检察官至少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或者同情心。
3.当事人C有甲状腺疾病和高血压，已经认罪认罚，认罪态度良好，但侦查阶段检察官没有同意不批捕，原因是该类犯罪属于疫情期间从严打击的犯罪。律师一开始提出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建议缓刑，检察官没有同意建议缓刑，量刑建议七个月，当事人认罪认罚。而后开庭，由于C认罪态度良好，检察官当庭调整量刑建议为六个月有期徒刑。
【注】在检察官看来，六七个月的刑罚对于该名当事人的情况而言是“适当”的，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当事人已经构成犯罪，加之刑事政策方面对该类犯罪较为严格，看起来也没有“非要让当事人出去”的原因，遂批捕；然批捕后当事人认罪认罚+认罪态度好，加上身患疾病，减少一个月“无碍大局”，也能体现人性关怀，遂调整量刑建议。
4.当事人D已离异，家中有四个10岁以下的女儿，已经认罪认罚，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基本完成退赔。律师提交书面的请求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并与检察官面谈，后当事人获不批捕。
【注】已经达成刑事和解并完成退赔的，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可以得到很大幅度的从宽，此为其一；而当事人家中有四名10岁以下的女儿，不能长期无人照料，这导致如果当事人D被长期羁押，很可能会引发更多负面作用，此为其二。这是一个羁押必要性较低而羁押风险性很高的案件，权衡之下，可不批捕。
无论是公安，还是检察官、法官，都比较喜欢说一句话叫“综合考虑”，可以说刑事案件最大的关键就是在这句“综合考虑”上，因为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不同价值的博弈和衡量。
但“综合考虑”不代表公检法会考虑很多和案件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或者着重考虑一些在司法人员看来价值位阶比较低的事情，譬如当事人家境困难（仍可生存的那种家境困难），就应该不会被考虑，因为“贫穷”的位阶很低。而假如“贫穷”这件事影响到了某一具体的人的生存，则情况会不一样，因为此时“贫穷”这件事就不再是“贫穷”，不适用“贫穷”的位阶而适用“生命”的位阶。一般来说，律师比当事人和家属更明白这种隐藏的司法系统的“价值位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