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罪宣判缓刑是累犯吗

[律师回复] 第二种意见认为，缓刑犯不能构成累犯。其理由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而不是执行完毕，其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理由是: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必须符合下列条件：<br/>1.前罪和后罪必须都是故意犯罪;<br/>2.前罪和后罪必须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br/>3.后罪发生的时间必须是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br/>缓刑是对犯罪分子有条件地暂不

[律师回复] 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又故意犯罪的不适用累犯的规定，因为刑法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从法条分析是前罪已经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犯罪是已经实际执行完毕。第七十六条相关规定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法条分析不再执行就是没有执行过，既没有实际执行。所以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又故意犯罪的不适用累犯的规定。

[律师回复] 累犯是否可以判处缓刑 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刑法修正案八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适用一般缓刑的条件 (1)犯罪分子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 缓刑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特点，决定了缓刑的适用对象只能是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而罪行的轻重是与犯罪人被判处的刑罚轻重相适应的。我国刑法典之所以将缓刑的适用对象规定为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相反，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罪行较重，社会危害性较大，而未被列为适用缓刑的对象。至于罪行性质相对更轻的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因不仅仅是根据罪行性质作出具体量刑，认为有必要适用管制刑罚进行处罚，所以故将管制刑列为不适用缓刑制度的刑种。所谓“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判决确定的刑期而不是指法定刑。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虽然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他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判决确定的刑期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以适用缓刑。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也即有些犯罪分子虽然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不能表明不予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不能宣告缓刑。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犯罪人尚未适用缓刑，因而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只能是审判人员的一种推测或预先判断，这种推测或判断的根据，依法只能是犯罪情节较轻、犯罪人悔罪表现较好。在这两个因素中，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已然之罪的范畴，主要表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应当综合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两个方面加以综合评判。犯罪人悔罪表现较好属于未然之罪的范畴，主要表明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较小，应当根据犯罪人的罪后各种表现，并适当考虑犯罪人的一贯表现作出评判。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 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即使累犯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累犯是否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即采取必须从重处罚的原则。确定其刑事责任，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于累犯必须从重处罚。即无论成立一般累犯，还是特别累犯，都必须对其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即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 (二)从重处罚，是相对于不构成累犯，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言。也即对于累犯的从重处罚，参照的标准，就是在不构成累犯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有学者认为是“应以不构成累犯的初犯或其它犯罪人为从重处罚的参照标准。 具体而言，就是当累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与某一不构成累犯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基本相似的条件下，应比照对不构成累犯者应判处的刑罚再予以从重处罚。”这种看法值得研究。因为犯罪人不同，所犯之罪的具体情况不同，这种与其他犯罪人进行的横向比较下，不可能真正做到公平。 (三)从重处罚，必须根据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其刑罚，不是一律判处法定最高刑。 由此可见，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累犯是不是指宣告刑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在司法实践中，累犯触犯的后罪，应该以宣告刑为准，这样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也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br/>一、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br/>累犯从重处罚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严厉惩处少数受过刑罚处罚的犯罪分子，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一定时间内再次实施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量刑制度。累犯较之初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更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但是，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应断章取义地抛开其他情节，单独衡量其犯罪行为本身，而是要结合各种量刑情节综合考虑。本案中，犯罪人能够自首、后又立功、积极退赃，一系列后续行为表明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达到累犯制度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程度。再者，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对其犯罪行为应当判处的法定刑，则势必扩大累犯适用的范围，显然不符合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br/>二、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br/>1997年修订的《刑法》废止了类推原则，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法》第65条规定的“一般累犯”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在此，《刑法》只规定了构成累犯的后罪，应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却没有明确后罪是法定刑为徒刑以上，还是综合各种量刑情节确定可能判处的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适用累犯。笔者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论本案审判人员对“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如何理解，《刑法》无明文规定，就不应对本案被告人刘某适用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