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刑事辩护找律师一般多少钱

[律师回复] 目前律师费的收费方法，主要有三种： 计件收费。如简单的法律事务。 按标的金额比例收费。 按工作小时计时收费。 具体收费办法及数额，由双方在《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 您应当提供的情况和证据 您在聘请律师时，应当向律师如实陈述与委托事项相关的情况和聘请律师的要求，并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 委托事项的概况及产生过程。 委托事项所涉及的争议。 与委托事项事实有关的证据和线索。 委托律师的主要要求。 承办律师提示需要您提供的其他材料。 合同应当明确。 　　《律师法》第二十五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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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你好，故意伤害辩护意见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一、前 言： （主要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二、辩护理由： （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上展开辩论和论述。） 三、结束语： （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律师回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梁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二审阶段的指定辩护人。在此之前，辩护人查阅了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和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取得其同意，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清楚了本案案情。辩护人对一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梁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认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具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采纳。现结合本案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从本案的事实和情节上看，本案系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梁某在主观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客观上只有拿干树枝助阵打架的行为，没有对被害人实施任何伤害行为，故认定为从犯。 案发当天，被告人同罗某、杨某、年某等人去吴某家吃饭喝酒。吃到一半时，被告人是听到罗某大喊：“有人来找我们打架了”之后，才随手拿起吴某家门口的干树枝出去助威。被告人和被害人素不认识，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根据被告人梁某多次的讯问笔录和庭审笔录显示：“我没有得打。只有罗某一个人打，第一次打在大腿上，第二次打后脑部位。”且罗某的当庭供述记载：“问：你们出来打的时候，你看到有哪些人打？罗：我打两棒李某倒地的时候。你打李某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梁某打？我打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第一棒打着腰部，第二棒打着后脑。就我一个人打。”且据杨某的当庭供述记载：“只有罗某一个人打（李某）。” 《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实施了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一律判处重刑。” 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初次见面，素不相识也没有矛盾，且没有实施殴打被害人的行为，被告人只是助阵打架，没有参与殴打。据此，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梁某参与殴打的认定，证据不充分。 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与被告人梁某持干树枝助阵打架的行为没有必然因果联系。 据被害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尸检照片证实：“死者李某系被钝器打击头部致右颞枕部形成皮下血肿，右颞枕部有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右颞顶枕侧硬膜外血肿死亡。”本案中，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实施殴打被害人的行为，故被害人死亡结果与被告人没有必然因果联系。 三、被告人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 （一）本案系未成年犯罪案件，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中，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应当对其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已满十五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 （二）被害人受伤之后，被告人梁某和张某曾驾车带被害人前往医院救助，证明梁某的主观恶性小，建议法院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被告人梁某多次的讯问笔录和庭审笔录显示：“我估计他伤得严重，我怕他死在那里。我和张某一起去找那个小伙想送他去医院。我就在前面骑车……我回过头的时候摩托车就翻在扬厂门口前的路沟里，当时我们是三个人摔倒在公路上，摩托车翻到路沟里，我们从地上爬起来以后，那个小伙就自己往望谟方向走了。”据张某的庭审笔录的供述记载：“车翻下坎，人没有下坎。李某是自己走的。梁某受伤。” 据此，辩护人认为在被害人受伤之后，被告人和张某主动驾车带被害人前往医院救助的行为，证明两者的主观恶性小，建议法院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三）案发后，被告人监护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金额合计人民币16000元，且已经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的监护人梁某某、钱某与被害人家属李某某和张某某达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款，第9小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四）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自动投案，是只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应该根据被告人梁某的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民事赔偿情况、被害人过错情况、及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规定，减轻对被告人梁某的处罚，并适用缓刑。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此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 二0一三年六月＊日 以上是未成年人二审辩护词的回答，希望帮到你。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律师依法接受刘某的委托，担任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案件上诉人刘某的辩护人。辩护人通过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解案情，到法院查阅、复印有关案卷材料并对有关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现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刘某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改判。 原审法院关于认定贩卖毒品的事实，只有同案人张某、张某某的供述及指认、从张某某身上挂包缴获的毒品这些证据，再根据刘某供述曾送过少量毒品给张两人，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张两人的供述，从而认定刘某贩卖毒品给张两人，因此构成贩卖毒品罪。辩护人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以上证据不能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不能达到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应依据疑罪从无原则，认定刘某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刘某送过少量毒品给同案人张某吸食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的行为，因为贩卖毒品的行为必须是指有偿转让毒品的行为，犯罪构成的主观故意中应具备谋取利益的目的和动机，而刘某对于指控送给同案人张某的1.46克红色药片并没有收取任何款项，张某的供述亦证实1.46克红色药片是送的。 (二)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刘某贩卖100克毒品并收取了32000元，这并不是事实，刘某根本没有交付给同案人张某该100克毒品，亦没有收取任何款项。原审法院仅凭同案人张某、张某某的供述及指认这一单一证据认定刘某有贩毒行为是严重错误的，理由如下： 1、对于100克冰毒是从何而来的，张某某供述中称“据我老公跟我说，是一个叫刘某的人卖给他100克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2页)，而张某的供述中也称他和刘某交易毒品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第六次讯问笔录第5页)。也就是说，对于刘某贩卖毒品给张某的行为认定，实际上只有张某一人的供述作为原始证据，而张某某的供述实际上也是听张某说的，属于传来证据。张某某和张某既是同案犯，也是夫妻关系，其供述的证明力本身就较弱，更严重的是，张某与张某某的供述互相矛盾，还存在很多不一致的表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列举： (1)张某表述该100克毒品交易的时间是2月26日上午10点钟左右(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表述却是早上7点钟左右(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时间相差太大; (2)张某表述来广州之前是携带20000元现金来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3页)，见到刘某就给了20000元(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却是张某在26日早上10点去银行提取的20000元(第一次讯问笔录第5页)以及是她和张某一起到外面柜员机取了20000元给刘某(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 (3)对于12000元余款转帐的表述，张某说是刘某发短信告知其转帐账号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却是刘某打电话告知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张某说当时是他将12000元汇到账户上的(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却是她以转账形式转到账户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2页)，对于付款如此重要的事情，两同案人均在现场，表述却完全不同; (4)张某的供述中称张某某自始至终没有亲眼见到毒品(第六次讯问笔录第5页)，而张某某的供述中清楚表述看到2包透明袋子装的白色粉末，张某将2包毒品放入其背包里(第六次讯问笔录第5页); (5)张某的供述中称2010年2月23日从盖州市出发(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中称2010年2月24日从盖州市出发(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 (6)张某的供述中称在房间叫张某某到外面买透明胶纸(或者是双面胶纸)回来包装毒品(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中称在楼下碰见张某，后她去买双面胶(第六次讯问第4-5页); (7)张某的供述中称是刘某用胶纸包装毒品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张某某的供述中称是张某和刘某他俩一起用双面胶将装住2包毒品的纸袋缠住(第六次讯问笔录第5页); (8)张某的供述中称张某某不知道他是来广州购买毒品的(第一次讯问笔录第5页)，而张某某的供述中称她知道他是来广州购买毒品的(第六次讯问笔录第3页)。 以上种种不一致的供述严重影响了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法不应当将仅有的且相互矛盾的同案人供述作为定案的依据。 2、张某的供述中称2010年2月23日其在辽宁省盖州给电话刘某说要购买毒品冰毒(第二次讯问笔录第2页)，而电话记录清单并无显示该日其(手机号码********)与刘某的任何通话记录(2010年3月10日打印的刘某手机号码为*************的自2010-2-2至2010-3-3电话记录清单第11页)，证明张某的供述是假的。张某供述中称2010年2月26日刘某用手机发了一个银行帐号到其手机，让其将12000元钱汇入该帐号(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而电话记录清单并无显示2010年2月26日张某与刘某的任何短信收发记录(2010年3月10日打印的刘某手机号码为**********的自2010-2-2至2010-3-3电话记录清单第17页)，证明张某的供述是假的。而根据刘某供述其在2月26日曾开车载张某去沙河燕塘大厦附近，是另一男子贩卖给张某毒品的(第四次讯问笔录第3页)，这与张某供述在车上交毒品并到宾馆验货(第六次讯问笔录第4页)不一致，且刘某告知辩护人，2月25日晚上，刘某一直与其配偶张某在宾馆房间直到第二天中午，而张某某供述称“交接”毒品是在刘某的房间里，当时刘某的房间门没关(第六次讯问笔录第5页)不一致。而侦查人员的证言及刘某和熊某两人的供述表明，侦查人员在2月份就接受了举报，两人曾多次到制毒现场，侦查人员应当对刘某的行踪十分清楚，侦查人员完全可以对沙河燕塘大厦附近的监控纪录和对上述宾馆的监控纪录取证，以证实张某、张某某的供述是假的，而侦查机关却未提供上述重要的直接证据。事实上，从侦查机关在该案中处理的程序可悉，由于张某夫妇二人的现场被捕后的供述，侦查机关也曾怀疑过上诉人刘某贩卖毒品给张某夫妇二人，并进行过有关调查，而后由于张某夫妇二人的供述存在诸多疑点且和事实不符，证据严重不足，侦查机关因此并不认同是上诉人刘某贩卖毒品给张某夫妇二人，所以侦查机关在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上并没有表述上诉人刘某有贩卖毒品的行为。 以上是贩卖毒品罪二审辩护词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