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吗怎么判

[律师回复] 刑罚介入不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仅惩罚发生实质损害结果的实害犯，而对那些虽然污染了环境，但一时还没有出现实质损害结果或者实质损害结果一时难以认定的污染环境行为，《刑法》却束手无策。
　　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使实质损害结果认定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行为人污染环境要发生“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即只有在污染环境出现实质损害结果的前提下方才考虑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有实质损害结果发生的3类情形，因为要求有实质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就必须要求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即是因排污人的排污行为引发或者产生了这个实质损害结果。
　　但是，在许多污染环境案件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现有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无法证明某种物质与某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虽然可以感受其身体的不适与损害是与周边的环境污染行为有关系，但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对这种排污行为自然也无能为力。例如，日本在1945年前后就开始发现富山骨痛病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无法确认这种病与三井矿山神岗工厂废液中所含的镉之间存在关系。
　　在我国，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今10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件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生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事情，而是因情况复杂在法律上无法得到认定。
　　虽然与排污行为对人身伤亡损害的认定相比，其对财产、农田、土地带来的损失认定较为容易，但事实上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排污单位往往不止一家，排污数量以及时间等也都难以确定，而排污后也并不是立即发生损害结果，这就使得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刑法》对这样的排污行为也就无能无为力了。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性决定有必要处罚危险犯
　　笔者之所以认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必要处罚危险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危险和狭小，还奢谈什么“生存”，更遑论“发展”？
　　
其次，对环境污染的危险犯施以刑事处罚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二条规定：“(故意犯)在工厂、或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在人体中蓄积后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足以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产生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三百三十四条违反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罪，都规定对危险犯给予处罚，这些犯罪也都是过失犯罪，其中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属于污染环境罪，只不过当时对于这一条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同样也认识到排放其他污染物对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也自然应当以刑事制裁手段进行处罚和规制。

[律师回复] 刑罚介入不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仅惩罚发生实质损害结果的实害犯，而对那些虽然污染了环境，但一时还没有出现实质损害结果或者实质损害结果一时难以认定的污染环境行为，《刑法》却束手无策。
　　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使实质损害结果认定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行为人污染环境要发生“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即只有在污染环境出现实质损害结果的前提下方才考虑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有实质损害结果发生的3类情形，因为要求有实质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就必须要求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即是因排污人的排污行为引发或者产生了这个实质损害结果。
　　但是，在许多污染环境案件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现有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无法证明某种物质与某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虽然可以感受其身体的不适与损害是与周边的环境污染行为有关系，但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对这种排污行为自然也无能为力。例如，日本在1945年前后就开始发现富山骨痛病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无法确认这种病与三井矿山神岗工厂废液中所含的镉之间存在关系。
　　在我国，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今10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件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生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事情，而是因情况复杂在法律上无法得到认定。
　　虽然与排污行为对人身伤亡损害的认定相比，其对财产、农田、土地带来的损失认定较为容易，但事实上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排污单位往往不止一家，排污数量以及时间等也都难以确定，而排污后也并不是立即发生损害结果，这就使得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刑法》对这样的排污行为也就无能无为力了。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性决定有必要处罚危险犯
　　笔者之所以认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必要处罚危险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危险和狭小，还奢谈什么“生存”，更遑论“发展”？
　　
其次，对环境污染的危险犯施以刑事处罚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二条规定：“(故意犯)在工厂、或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在人体中蓄积后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足以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产生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三百三十四条违反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罪，都规定对危险犯给予处罚，这些犯罪也都是过失犯罪，其中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属于污染环境罪，只不过当时对于这一条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同样也认识到排放其他污染物对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也自然应当以刑事制裁手段进行处罚和规制。

[律师回复] 刑罚介入不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仅惩罚发生实质损害结果的实害犯，而对那些虽然污染了环境，但一时还没有出现实质损害结果或者实质损害结果一时难以认定的污染环境行为，《刑法》却束手无策。
　　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使实质损害结果认定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行为人污染环境要发生“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即只有在污染环境出现实质损害结果的前提下方才考虑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有实质损害结果发生的3类情形，因为要求有实质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就必须要求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即是因排污人的排污行为引发或者产生了这个实质损害结果。
　　但是，在许多污染环境案件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现有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无法证明某种物质与某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虽然可以感受其身体的不适与损害是与周边的环境污染行为有关系，但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对这种排污行为自然也无能为力。例如，日本在1945年前后就开始发现富山骨痛病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无法确认这种病与三井矿山神岗工厂废液中所含的镉之间存在关系。
　　在我国，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今10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件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生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事情，而是因情况复杂在法律上无法得到认定。
　　虽然与排污行为对人身伤亡损害的认定相比，其对财产、农田、土地带来的损失认定较为容易，但事实上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排污单位往往不止一家，排污数量以及时间等也都难以确定，而排污后也并不是立即发生损害结果，这就使得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刑法》对这样的排污行为也就无能无为力了。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性决定有必要处罚危险犯
　　笔者之所以认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必要处罚危险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危险和狭小，还奢谈什么“生存”，更遑论“发展”？
　　
其次，对环境污染的危险犯施以刑事处罚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二条规定：“(故意犯)在工厂、或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在人体中蓄积后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足以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产生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三百三十四条违反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罪，都规定对危险犯给予处罚，这些犯罪也都是过失犯罪，其中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属于污染环境罪，只不过当时对于这一条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同样也认识到排放其他污染物对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也自然应当以刑事制裁手段进行处罚和规制。

[律师回复] 刑罚介入不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仅惩罚发生实质损害结果的实害犯，而对那些虽然污染了环境，但一时还没有出现实质损害结果或者实质损害结果一时难以认定的污染环境行为，《刑法》却束手无策。
　　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使实质损害结果认定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行为人污染环境要发生“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即只有在污染环境出现实质损害结果的前提下方才考虑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有实质损害结果发生的3类情形，因为要求有实质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就必须要求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即是因排污人的排污行为引发或者产生了这个实质损害结果。
　　但是，在许多污染环境案件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现有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无法证明某种物质与某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虽然可以感受其身体的不适与损害是与周边的环境污染行为有关系，但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对这种排污行为自然也无能为力。例如，日本在1945年前后就开始发现富山骨痛病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无法确认这种病与三井矿山神岗工厂废液中所含的镉之间存在关系。
　　在我国，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今10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件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生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事情，而是因情况复杂在法律上无法得到认定。
　　虽然与排污行为对人身伤亡损害的认定相比，其对财产、农田、土地带来的损失认定较为容易，但事实上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排污单位往往不止一家，排污数量以及时间等也都难以确定，而排污后也并不是立即发生损害结果，这就使得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刑法》对这样的排污行为也就无能无为力了。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性决定有必要处罚危险犯
　　笔者之所以认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必要处罚危险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危险和狭小，还奢谈什么“生存”，更遑论“发展”？
　　
其次，对环境污染的危险犯施以刑事处罚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二条规定：“(故意犯)在工厂、或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在人体中蓄积后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足以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产生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三百三十四条违反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罪，都规定对危险犯给予处罚，这些犯罪也都是过失犯罪，其中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属于污染环境罪，只不过当时对于这一条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同样也认识到排放其他污染物对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也自然应当以刑事制裁手段进行处罚和规制。

[律师回复] 刑罚介入不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仅惩罚发生实质损害结果的实害犯，而对那些虽然污染了环境，但一时还没有出现实质损害结果或者实质损害结果一时难以认定的污染环境行为，《刑法》却束手无策。
　　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使实质损害结果认定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行为人污染环境要发生“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必要条件，即只有在污染环境出现实质损害结果的前提下方才考虑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有实质损害结果发生的3类情形，因为要求有实质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就必须要求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即是因排污人的排污行为引发或者产生了这个实质损害结果。
　　但是，在许多污染环境案件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现有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无法证明某种物质与某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虽然可以感受其身体的不适与损害是与周边的环境污染行为有关系，但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对这种排污行为自然也无能为力。例如，日本在1945年前后就开始发现富山骨痛病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医疗科技水平无法确认这种病与三井矿山神岗工厂废液中所含的镉之间存在关系。
　　在我国，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今10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件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生因排污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事情，而是因情况复杂在法律上无法得到认定。
　　虽然与排污行为对人身伤亡损害的认定相比，其对财产、农田、土地带来的损失认定较为容易，但事实上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排污单位往往不止一家，排污数量以及时间等也都难以确定，而排污后也并不是立即发生损害结果，这就使得排污行为与实质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刑法》对这样的排污行为也就无能无为力了。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危害性决定有必要处罚危险犯
　　笔者之所以认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必要处罚危险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要求我们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试想，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危险和狭小，还奢谈什么“生存”，更遑论“发展”？
　　
其次，对环境污染的危险犯施以刑事处罚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二条规定：“(故意犯)在工厂、或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在人体中蓄积后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足以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产生危险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三，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三百三十四条违反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罪，都规定对危险犯给予处罚，这些犯罪也都是过失犯罪，其中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属于污染环境罪，只不过当时对于这一条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同样也认识到排放其他污染物对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也自然应当以刑事制裁手段进行处罚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