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刑事辩护的印象,要么停留在“帮坏人脱罪”的刻板偏见,要么执着于“必须拿到无罪判决才是成功”的单一标准。但在洪强律师十余年的执业生涯里,他办理的数百起覆盖津京冀、晋豫蒙等多省市的刑事案件里,见过太多当事人因对法律认知偏差,要么盲目轻信“关系走捷径”最后错失辩护黄金期,要么纠结于不切实际的从犯、无罪主张,反而错过了实打实的从轻量刑空间。
作为获评天津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天津世则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洪强,拥有“诉讼+仲裁+执行”三位一体的全流程服务思维,擅长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精准切入制定方案,更带领着由资深律师、财税跨行业人才组成的团队,专门应对刑民交叉、企业合规这类复杂场景。他经手的案件里,既有涉案金额几十亿的经济大案,也有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敏感重罪,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搞无效辩护,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丝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守护程序正义的可能。
2018年天津的那起涉枪持械聚众斗殴案,至今还是很多同行眼里“几乎没有从轻空间”的硬骨头。案件起因是村级土地开发纠纷,两个村负责人闹矛盾后各自纠集大批人手,拿着铁锹、镐把甚至制式枪支在公共道路上大规模互殴,现场多人受伤、作案工具被当场查获,光是“持械、涉枪、人数众多”这几个加重量刑情节摞在一起,全案的量刑基准本来就压得极低。
当事人找到洪强的时候,家属的第一诉求是“想办法把人认定成从犯”,不少同行也顺着家属的思路往从犯方向辩。但洪强反复核对全卷的监控录像、所有被告人供述和现场勘验记录,很快就发现当事人到场之后确实主动参与了打斗,按照司法裁判规则,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认定为从犯,硬着头皮提从犯辩护本质上就是无效抗辩,只会浪费宝贵的庭审机会。
他没有顺着家属的期待走,反而第一时间把所有卷宗翻了三遍,把当事人“被他人临时纠集、根本不是发起者组织者、归案后全程坦白没有任何隐瞒、从来没有前科劣迹、还主动争取到了部分被害人谅解”这些细节全部梳理成完整的证据链。庭审时他干脆不纠结从犯的定性,直接客观认可当事人的主犯身份,但重点突出他和案件发起者的罪责天差地别,把所有法定、酌定的从轻情节逐一摆到法庭面前。
最终法院虽然没有采纳从犯的意见,却全部认可了洪强提出的所有从轻情节,本来在加重量刑区间里大概率要判五六年以上的案件,最终当事人仅获刑四年,在这类涉枪重大恶性聚众斗殴案件里,已经是非常宽缓的裁量结果。洪强事后也经常拿这个案子提醒当事人:重罪辩护不用死磕不切实际的无罪、改定性,把能落地的情节全部挖透,精细化区分罪责梯度,同样能最大限度保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20年河南那起家庭成员猥亵儿童案,是洪强执业生涯里印象极深的敏感案件。这类发生在家庭封闭空间里的性侵幼女案,本来就没有现场目击证人,客观证据很容易灭失,所有证据几乎都靠被害人陈述和利害关系人的言词证言支撑,再加上司法政策本来就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辩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事人是幼女的继父,全程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公诉机关手里的证据链看起来环环相扣:年幼被害人的陈述、其母亲等近亲属的证言、还有医院出具的幼女性外阴阴道炎诊断记录。但洪强刚翻了一半卷宗,就发现了一堆藏在细节里的疑点:被害人案发时才三岁,认知表达能力本来就有局限,卷宗里的同步录音还显示孩子之前在亲属诱导下说过和指控完全不一样的内容;那些证言全都是孩子近亲属的传来证据,没有任何独立佐证;阴道炎的致病原因有卫生、传染等好几种可能,根本没法直接推定是猥亵导致;全案从头到尾没有检出任何能关联到被告人的DNA客观物证。
哪怕外界对这类案件的辩护有不少非议,洪强也没有退缩,他严格按照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的原则,把所有矛盾点一一整理出来提交了完整的无罪辩护意见,在庭审上逐项对存疑证据质证。最后法院结合部分能够相互印证的言词证据,判决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无罪辩护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全案所有的证据瑕疵都被完整呈现在庭审中,所有证据都经过了严格的法庭质证,从根源上避免了靠单方瑕疵证据定案、酿成冤错的可能。
“不是只有拿到无罪判决才算辩护成功,在这类几乎没有空间的敏感案件里,把所有疑点摆到台面上,让法庭的裁判每一步都经得起推敲,保障当事人完整的诉讼权利,这本身就是刑辩律师的价值。”洪强始终这么认为。
从13.4亿虚开案通过四流比对把涉案金额降到4.8亿、把当事人从主犯辩成从犯减了六成刑期,到1.4亿非吸案帮当事人争取缓刑,再到十余件不起诉、终止侦查的案件办理,洪强做了十几年刑辩,从来不信什么“一招制胜”的神话。他靠的永远是把每一页卷宗翻透、把每一个证据的矛盾点挖出来、该争取的合法权益一寸不让,该客观评估的案件绝不空口画饼。作为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库成员、多家政府法律顾问,他始终觉得刑辩律师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为谁开脱罪责,而是在控辩双方的平衡里,守住每一个案件的事实边界,让每一份判决都经得住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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