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吗?

[律师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律师回复] 中国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低龄事实婚姻在我国农村长期大量存在。其产生的根源并非人们有意违背现行法律，而是因为当地的贫困。因为贫困，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就去赚钱养家。因为贫困，当地的思想意识仍比较落后，他们认为能够赚钱养家就表示着可以结婚成家。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立刻很好的去保证他们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合理权益，我们应该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另一方面，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会引发社会低龄结婚浪潮。我方并不否认法律具有倡导性，但每个人都有独自思考、自主选择的能力，人的选择受家庭环境、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绝不是仅跟随法律。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对劳动者退休后向原用人单位主张退休金而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问题，根据原劳动部办公厅给最高人民（劳办力字１９９３年１９号）复函的内容：职工退休后虽与企业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退休职工在岗期间履行的劳动义务，是其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金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而且退休金的计算标准要由企业提供依据。因此，由于企业核定退休金标准或企业发放退休金而引起的退休职工与企业行政之间的争议，可视为劳动争议。该复函的内容此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所肯定，并进一步明确，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人民应当受理。关于退休金标准能否变更的问题，我国劳动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按有关规定办理了退休的工人，其退休费标准低于本办法所定标准的，自本办法下达之月起，改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发给，……已按有关规定办理了退职的工人，其待遇一律不再变动。从上述规定的精神来看，劳动者在退休后，其退休金待遇应基本维持稳定。一般而言，用人单位不得变更劳动者的退休金发放标准和发放方式，即使变动，也应当按照规定标准提高，而不是在原告退休两年后，被告在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降低原告退职金标准。

[律师回复]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不得早于 20周岁。<br/>《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 8 条规定，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

[律师回复] 对于,是否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br/>①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校园欺凌并无明显的界定,更多的是将欺凌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侮辱或寻衅滋事,对欺凌者的处罚也是比照这些标准来定罪量刑。<br/>②在现实中,欺凌行为可能不符合某罪的立诉标准,但确实给受害者造成了某罪所表现的伤害。这导致在没有法律的支撑下,容易出现公安机关难以立案、困于、倚轻裁判的局面。是否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最高检今天终于表态：将深入研究思考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在最高检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有观点认为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作出回应称，单纯运用刑罚手段不能彻底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目前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需要进行大量论证和研究，最高检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考依据。史卫忠说，近年来，以同学间欺凌弱小和敲诈勒索为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校园暴力犯罪往往团伙性较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此外，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等恶性犯罪案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让人非常痛心。刑罚只是手段，难以包治百病史卫忠表示，实践证明，单纯靠刑罚惩罚的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因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尤其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继而伤害他人的因素很多。可以说，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一种手段，难以包治百病，社会问题还需综合施策。从目前的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是一个人处于极易越轨的“危机期”，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自控能力不足的缺陷可能会得到自愈。在此期间，应当通过增强预防与控制手段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负面因素，净化社会环境。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一味打击，会将涉罪未成年人推向社会对立面，丧失教育、感化、挽救的良机。3不能纵容，加强管护矫治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比如、抢劫案件，要坚持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原则。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并非否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制裁，而是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与可替代性。适当运用刑罚手段，并不违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惩罚也是为了教育。对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要依法惩处;一方面不能纵容，要打击，另外一方面，还要对于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无法予以刑事处罚的，要督促或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护矫治。最高检去年出台的《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要求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已经涉嫌犯罪但因年龄问题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有个规定，要求“与公安机关以及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组织等加强协调、配合，通过加强管教、社会观护等措施，预防再犯罪”。同时，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对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监管。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史卫忠说：“基于国情的差异，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目前我国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我觉得应当经过大量的实务论证和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将结合办案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考依据。”评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采取了慎重的入罪原则。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国《刑法》也规定: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14周岁至16周岁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对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原则上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且在现行的法律中,并无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设立罪名,更无处罚标准可言。“未成年”甚至成为某些人肆意侵犯他人权益、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护身符”。不仅如此,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侮辱、轻伤害等暴力行为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受欺凌的学生或家长往往无意识或并不打算追究施害者的刑事责任,导致欺凌者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变本加厉。现实的校园欺凌窘境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过于宽松的未成年人法律政策和被动的监督机制,是否能够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味的要求加重刑罚,其实并无太多积极意义,反而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法律之外的那些监管。社会、特别是家庭应该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学生的德育素质和心理辅导的缺失让校园欺凌变成普通平常的“打打闹闹”;现今社会的暴力美学无疑也对未成年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偏激或宠溺的家庭教育更是让未成年人的心理缺陷发展为欺凌、暴力事件的主因。校园孕育着社会的未来,孩子更是祖国的希望。一颗颗未来之星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社会、国家的诸多关注,这种关注,应该超出政策、口号、原则的范围,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有着明确的操作空间。否则,校园欺凌将呈现日益高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