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能拒绝法院的指定辩护吗？

[律师回复] 被告人在庭上拒绝辩护与庭下拒绝辩护是有区别的。法庭的庭审应当集中、持续进行，如果被告人可以随意地拒绝辩护，使庭审多次被打断，有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但是，庭下拒绝接受所委托的律师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不涉及到干扰庭审进行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拒绝接受辩护确定了宽严不同的处理标准，即便自行委托律师的被告人，其当庭拒绝辩护的机会最多也只有两次。
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追求的目的，与普通案件中的辩护制度有所不同。普通案件的辩护制度的价值是单一的，即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理性对抗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指定辩护”案件中，对国家来说，保障被告人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有律师为其辩护，还有着如下政策目的：保障案件的质量;　构建充分的控辩对抗机制以体现出程序正义，并由此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父爱主义”姿态维护被告人自身利益。因此，即便“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则上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法院出于前述政策目的的考虑，有可能限制被告人这项权利。法院在进行干预的时候，考虑到被告人拒绝辩护在属性上是一种权利，因此要尽可能柔性进行。比如，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辩护，法院给予被告人首次选择以完全的认可;　只有被告人第二次拒绝接受辩护的时候，法院方介入予以干预。法院干预被告人权利的缘由，在于被告人对自己拒绝接受辩护的自由的运用跨过不合理的界限，所以法院对被告人拒绝辩护的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审查，对法院本身的干预也构成一种限制。比如，在被告人提出拒绝辩护的时候，法院对其理由进行正当性的审查，如果认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幌子抗拒庭审，其理由并不正当，即可以限制其拒绝辩护的权利;反之，则应当尊重与配合被告人的选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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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追求的目的，与普通案件中的辩护制度有所不同。普通案件的辩护制度的价值是单一的，即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理性对抗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指定辩护”案件中，对国家来说，保障被告人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有律师为其辩护，还有着如下政策目的：保障案件的质量;　构建充分的控辩对抗机制以体现出程序正义，并由此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父爱主义”姿态维护被告人自身利益。因此，即便“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则上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法院出于前述政策目的的考虑，有可能限制被告人这项权利。法院在进行干预的时候，考虑到被告人拒绝辩护在属性上是一种权利，因此要尽可能柔性进行。比如，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辩护，法院给予被告人首次选择以完全的认可;　只有被告人第二次拒绝接受辩护的时候，法院方介入予以干预。法院干预被告人权利的缘由，在于被告人对自己拒绝接受辩护的自由的运用跨过不合理的界限，所以法院对被告人拒绝辩护的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审查，对法院本身的干预也构成一种限制。比如，在被告人提出拒绝辩护的时候，法院对其理由进行正当性的审查，如果认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幌子抗拒庭审，其理由并不正当，即可以限制其拒绝辩护的权利;反之，则应当尊重与配合被告人的选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律师回复] 被告人在庭上拒绝辩护与庭下拒绝辩护是有区别的。法庭的庭审应当集中、持续进行，如果被告人可以随意地拒绝辩护，使庭审多次被打断，有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但是，庭下拒绝接受所委托的律师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不涉及到干扰庭审进行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拒绝接受辩护确定了宽严不同的处理标准，即便自行委托律师的被告人，其当庭拒绝辩护的机会最多也只有两次。
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追求的目的，与普通案件中的辩护制度有所不同。普通案件的辩护制度的价值是单一的，即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理性对抗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指定辩护”案件中，对国家来说，保障被告人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有律师为其辩护，还有着如下政策目的：保障案件的质量;　构建充分的控辩对抗机制以体现出程序正义，并由此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父爱主义”姿态维护被告人自身利益。因此，即便“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则上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法院出于前述政策目的的考虑，有可能限制被告人这项权利。法院在进行干预的时候，考虑到被告人拒绝辩护在属性上是一种权利，因此要尽可能柔性进行。比如，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辩护，法院给予被告人首次选择以完全的认可;　只有被告人第二次拒绝接受辩护的时候，法院方介入予以干预。法院干预被告人权利的缘由，在于被告人对自己拒绝接受辩护的自由的运用跨过不合理的界限，所以法院对被告人拒绝辩护的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审查，对法院本身的干预也构成一种限制。比如，在被告人提出拒绝辩护的时候，法院对其理由进行正当性的审查，如果认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幌子抗拒庭审，其理由并不正当，即可以限制其拒绝辩护的权利;反之，则应当尊重与配合被告人的选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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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追求的目的，与普通案件中的辩护制度有所不同。普通案件的辩护制度的价值是单一的，即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理性对抗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指定辩护”案件中，对国家来说，保障被告人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有律师为其辩护，还有着如下政策目的：保障案件的质量;　构建充分的控辩对抗机制以体现出程序正义，并由此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父爱主义”姿态维护被告人自身利益。因此，即便“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则上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法院出于前述政策目的的考虑，有可能限制被告人这项权利。法院在进行干预的时候，考虑到被告人拒绝辩护在属性上是一种权利，因此要尽可能柔性进行。比如，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辩护，法院给予被告人首次选择以完全的认可;　只有被告人第二次拒绝接受辩护的时候，法院方介入予以干预。法院干预被告人权利的缘由，在于被告人对自己拒绝接受辩护的自由的运用跨过不合理的界限，所以法院对被告人拒绝辩护的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审查，对法院本身的干预也构成一种限制。比如，在被告人提出拒绝辩护的时候，法院对其理由进行正当性的审查，如果认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幌子抗拒庭审，其理由并不正当，即可以限制其拒绝辩护的权利;反之，则应当尊重与配合被告人的选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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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追求的目的，与普通案件中的辩护制度有所不同。普通案件的辩护制度的价值是单一的，即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理性对抗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指定辩护”案件中，对国家来说，保障被告人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有律师为其辩护，还有着如下政策目的：保障案件的质量;　构建充分的控辩对抗机制以体现出程序正义，并由此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以“法律父爱主义”姿态维护被告人自身利益。因此，即便“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则上有着拒绝接受辩护的权利，但是法院出于前述政策目的的考虑，有可能限制被告人这项权利。法院在进行干预的时候，考虑到被告人拒绝辩护在属性上是一种权利，因此要尽可能柔性进行。比如，被告人当庭拒绝接受辩护，法院给予被告人首次选择以完全的认可;　只有被告人第二次拒绝接受辩护的时候，法院方介入予以干预。法院干预被告人权利的缘由，在于被告人对自己拒绝接受辩护的自由的运用跨过不合理的界限，所以法院对被告人拒绝辩护的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审查，对法院本身的干预也构成一种限制。比如，在被告人提出拒绝辩护的时候，法院对其理由进行正当性的审查，如果认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幌子抗拒庭审，其理由并不正当，即可以限制其拒绝辩护的权利;反之，则应当尊重与配合被告人的选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