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的辩护词什么时候提交

[律师回复]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完公诉意见，被告人自行辩护后，辩护人再发表辩护意见，庭后整理后就是辩护词。

[律师回复] 关于刑事被告必须提交辩护书吗的规定，是什么<br/>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br/>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br/>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br/>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br/>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br/>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br/>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br/>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br/>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完公诉意见，被告人自行辩护后，辩护人再发表辩护意见，庭后整理后就是辩护词。

[律师回复] 不一定非要书面辩护词，但提交书面的辩护词有助于法官更详细、准确的了解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对辩护是有利的。辩护词可以开完庭后马上提交，也可以在庭后的一段时间内整理后提交法庭

[律师回复] 对于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的回答见下<br/>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人王某，查阅了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寻衅滋事罪罪名不成立，也不符合任何犯罪构成要件。 　　第<br/>一，公安机关以及公诉机关认定本案事实错误。从王某的供述和成某的供述中可以看出，是王珍给王某打的电话，让王某给成某和耿某打电话，并接他们一块去事故现场，而不是起诉书说是交通事故发生后“高某、周某、王珍给王某打电话让其前来帮忙，王某又让耿某、成某前去帮忙打架”。在成某的供述中说：“王某给我打电话说高某出车祸了，让我过去，<br/>然后高某又给我打电话说，打起仗来了，让我叫上几个人快过去，之后周某、王珍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快过去，并说让叫上几个人，我叫上了成某某、严某小振去了现场.....quot;。由此可见，在事故发生后，是周某王珍让王某给耿某和成某打电话，不是王某自己决定主动给成某和耿某打的电话，王某打电话时也并没有说让他们去打架。 　　第<br/>二，从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来分析，被告人王某是否构成犯罪： 　　<br/>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讲，王某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通过法庭调查可以证实，在高某与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周某先给王某打电话让其去事故现场，之后王珍打电话告诉王某高某出交通事故了，让其过去看看，并让王某给耿某和成某打电话，让他们也去看看，帮着处理事故，没有让他们帮着打架的意思。而且从王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当王某给成某打电话要他去事故现场，成某曾问王某：“用不用带刀子”，王某回答：“不用带，是处理交通事故又不是去打架”，这句话明显的可以看出当时王某的主观心理态度，王某找成某和耿明去的目的不是去打架，何况是周某和王珍让王某叫成某和耿某去的。第一次开庭时我也讲过，由于当时王某等不知道事故造成的伤害程度，以及事故现场的情况，出了交通事故，打电话叫几个亲朋好友最正常不过。叫几个人去的目的，不管是抢救受伤人员，还是协商处理事故时人多能帮着拿主意，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的，所以王某在主观上并没有聚众打架、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 　　<br/>其次，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王某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根据前一次开庭耿某的当庭供述以及以前对他的讯问笔录，当时王某在到了交通事故现场附近后，曾对耿某说：“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去处理一下事故”<br/>然后耿某等三人在原地等待。耿某也当庭确认王某当时没有说让让他们去打架，这一点应当引起法庭的充分注意。再者王某到离本案现场较远的地方协助交警处理事故过程中，耿某等人在离事故现场很远的地方发生了打斗，等王某走到打架现场时，打斗已经结束。由此看见，王某当时根本就不在打架现场，对于双方因何发生打斗，怎么打的，王某则完全不知情。对于该案的发生王某并没有预料，更没有实际参与，同时结合案发的其他具体情节可以看到，王某在本案发前没有寻衅滋事或其他犯罪的故意，到达交通事故现场后也没有授意耿某等人和他人打架，王某也没有直接参与、实际参与互殴行为。 　　所以，无论从主观方面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讲，被告人王某都没有寻衅滋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其也不具备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从法律证据方面来讲，认定王某具有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缺乏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起诉书指控王某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没有充足的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王某当时具有犯罪的主观心理，反而证明王某无罪的证据比较充分。因此，本案对王某定案证据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得出唯一确定王某具有犯意，构成犯罪的结论。刑罚是最严重的处罚措施，如果认定王某有罪，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根据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的原则，王某应当是无罪的。 　　第四、按照共同犯罪理论，要求各共犯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通过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从王某对其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以及王某对本案后果的认识因素和心里态度综合来看，王某自始至终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所以何谈犯罪与共同犯罪之说?那么至于耿某等人认为王某打电话给他们，是要他们去帮忙打架，则是耿某等个人自己的错误理解。由于他人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实施的行为和后果与被告人王某均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第五、通过询问王某，可以看出王某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及后果是其意志之外的事情，也非其本人所能控制的，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参与打架的对方当事人酒后漫骂继而相互漫骂而引发的，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斗是由其现场情况决定的，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并非蓄意报复而为。何况王某和受害人无冤无仇，根本不具备犯罪动机和目的，王某又自知其是在缓刑考验期，其知道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的后果是什么? 　　第六、判断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最主要的是看主观方面—即罪过也就是行为时的心理态度。本律师在和本案有关承办人员交流时，有人认为王某等一伙人以前的一贯表现不是很好，意思是说王某在本案中在得知发生交通事故后叫人的主观心态就是想打仗，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传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在作怪，本律师认为就算涉案的王某等人昨天共同杀过人，也不能推定今天这个案件中，王某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尊敬的法官，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其中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本案中王某之前从其行为明显看出其没有打架或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打架时其也不在打架现场，既没有认识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内心也不愿意看到本案结果的发生。 　　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的形式和内容都应当以行为时为准，而不能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为准。不能说以前各行为人经常违反治安，或者说共同犯过罪，就想当然的推断这次各个行为人都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因为我国现行刑法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况且本案通过庭审，事实和证据已经十分清楚，王某一直都没有任何犯罪的主观故意。 　　但是这次事件，给王某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王某要好好反思。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本案对于被告人王某来说，不仅关系到其罪与非罪的事情，如果认定其构成犯罪还涉及到一罪与数罪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刑罚是最严重的处罚措施，为了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认真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证据，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王某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