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资金多大数额犯罪,具体规定有哪些

[律师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一十五条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百一十七条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br/>（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br/>（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br/>（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br/>（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br/>（二）》（节录）（2010年5月7日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一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br/>(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br/>(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br/>(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第八十九条对于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立案追诉。第九十条本规定中的立案追诉标准，除法律、司法解释、本规定中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于相应的单位犯罪。第九十一条本规定中的“以上”，包括本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节录）（2004年12月22日法释[2004]19号）第三条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br/>（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br/>（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br/>（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br/>（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十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五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br/>（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第十二条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本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第十五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第十六条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

[律师回复] 根据法律规定，挪用资金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为挪用资金六万元以上不满四十万元。<br/>?<br/>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br/>《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贪或者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如何确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数额如何确定<br/>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洗钱罪没有数额标准，只要符合法定的情形即可被追究刑事责任。<br/>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br/>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毒品犯罪。如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典等等，这也正是设立洗钱罪的初衷——为了遏止毒品犯罪。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的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br/>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br/>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犯罪。如瑞士刑法第305条规定,任何人在知道或应该知道财产来源于犯罪的情况下，从事了危害调查财产来源或没收财产的行为，构成洗钱罪，刑法也采此类;<br/>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根据刑法第191条和《刑法修正案》<br/>(三)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采用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毒品、性质组织、组织活动、”四种特定的犯罪。<br/>我国刑法采用第二种立法例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作出界定，大体是妥当的，但是现行刑法对上游犯罪范围内容界定过窄却不为我们赞同。我们认为，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势在必扩，应该扩展至除了“恐、黑、毒、私”四种犯罪之外还包括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具体理由如下：<br/>(1)洗钱罪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犯罪,有着其独特的犯罪客体,其社会危害性也因而获得了相对的性质。这一点,在应予重点打击的大规模、“专业化”洗钱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洗钱活动与其上游犯罪事实上的相对分离,使得这种犯罪的危害更加集中于对司法的妨害,而不依附于上游犯罪对其本来客体的危害。<br/>(2)我国刑法有关洗钱罪的规定与《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相互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于2003年3月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该规定在对毒品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活动犯罪和犯罪进行重点提示的同时，将“其他犯罪”也规定为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是符合洗钱行为的现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的。刑法的有关规定与之相比.则显滞后。<br/>(3)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必然要求。在反洗钱的立法上同国际接轨,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就成了目前我国反洗钱立法的应然方向。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展至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赌博等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是比较恰当的,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在有权机关在有关本罪的的修改或者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还应严格刑法的规定，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在刑法规定的四类犯罪之内。

[律师回复] 集资诈骗罪立案标准<br/>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br/>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br/>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为盗窃罪规定了四个量刑档次，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本条文对盗窃罪规定了 “严重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对 “严重情节 ”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其中第六条规定， “累犯 ”并达到 “数额较大 ”或者 “数额巨大 ”起点，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 ”和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加重处罚。按《刑法》的规定，盗窃数额较大的，应在第一量刑档次内量刑，如是累犯，按《解释》的规定则属于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应在第二档次内量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依次类推。可见，只要是盗窃罪的累犯，就可适用加重处罚原则。<br/>据此规定，如果适用该解释，盗窃数额刚达到 “数额较大 ”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单处罚金或者判处管制、拘役等轻刑，但累犯则最低要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盗窃数额刚达到 “数额巨大 ”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甚至缓刑，但累犯最低也要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对该《解释》的随意适用就难免出现同罪不同罚，甚至量刑悬殊的尴尬。<br/>笔者认为，累犯不应作为盗窃罪加重处罚的条件。<br/>第<br/>一，该《解释》第六条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之<br/>一，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br/>我国 1979年《刑法》对累犯未规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只规定 “应当从重处罚 ”，从而确立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 1997年《刑法》也未对累犯作加重处罚的规定，而是重申了对累犯 “从重处罚 ”的原则 ,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从法条可以看出，累犯属于一种 “从重 ”处罚的情节，而不是 “加重 ”处罚的情节，即只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适用相对较重的刑罚，而不能适用更重的刑种和刑度，而不能突破该法定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累犯适用从重处罚是必须从重。而加重处罚是指在犯罪分子的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以上的另一法定量刑幅度内处以刑罚，与从重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该《解释》中的规定明显超越了《刑法》中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br/>第<br/>二，《解释》对累犯加重处罚，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根据该《解释》，犯盗窃罪时，如果被告人系累犯要加重处罚，这也是对盗窃罪的一个特殊规定，仅盗窃一罪累犯可加重处罚 ,而比盗窃罪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比如抢劫、杀人、绑架等其他恶性犯罪及毒品等犯罪，累犯则只是从重处罚，明显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事实上，我国《刑法》的法条中所规定的法定刑量刑幅度较大，依法从重处罚，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没有必要对盗窃罪这一类犯罪再超越法定刑加重处罚。<br/>第<br/>三，该《解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是否适用随意性大，容易造成量刑失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首先作为司法机关应当遵守;而司法解释本身不合理的部分，则属于规范制定是否科学的问题，可以从学术上争论、发表意见，但在没有废止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br/>[案例一]被告人何某，因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于 2001年 12月 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 004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05年 12月 8日刑满释放。 2009年 10月底至 11月初，何某驾驶车辆先后两次盗窃他人财物价值 1203元。当地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已构成盗窃罪，且系累犯，应从重处罚。由于其能够认罪悔过，可酌情从轻处罚，以犯盗窃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元。<br/>[案例二]被告人豆某， 2 007年 10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08年 4月刑满释放。 2010年 2月 11日 0时许找厨师长讨要工资时，乘宿舍内他人睡觉之机，窃取他人财物价值 1172元。当地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适用该解释以被告人豆某犯盗窃罪加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br/>在两家法院同一时期所判处的这两个案例中，被告人何某和豆某的盗窃金额基本一致，均为 1000余元，但法院对二人的量刑却相当悬殊。不论从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被告人何某均比豆某恶劣，但最终的处刑却因是否适用该《解释》而截然相反。<br/>[ 案例三 ]被告人银某 ,系累犯。 2008年伙同他人入室盗窃作案 11起，既遂 4起，盗窃物品价值 1342 4元。当地法院以被告人银某犯盗窃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br/>[ 案例四 ]被告人唐某， 2000年 11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 6个月， 2006年 9月刑满释放。 2009年 10月至 12月伙同他人盗窃作案 3次 ,被盗物品价值 14000元。当地法院适用该解释以被告人唐某犯盗窃罪加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br/>同样，在以上两个案例中，被告人银某、唐某盗窃金额基本一致，均为 1万余元，作案情节上，被告人银某盗窃作案达 11次之多，且系入室盗窃，被告人唐某则作案 3次，但法院对二人的量刑明显失衡，唐某被判处的刑期相反比银某多 4年半。<br/>对以上列举的此类判决，检察机关抗诉也找不到有力的抗诉理由，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之<br/>一，如果是累犯，可以认定为 ‘其他严重情节 ’或者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不必当然适用。这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命令性规范，是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势必造成不同办案单位、不同办案人因对该《解释》的不同理解来决定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是否适用，而是否适用都符合该《解释》的规定，但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会出现量刑失衡。<br/>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解释》关于盗窃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与《刑法》总则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相矛盾，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随意性，建议废止《解释》中对盗窃 “累犯 ”加重处罚的规定，还 “累犯 ”以从重处罚的本来面目，以体现刑法中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