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受教唆砸车父母也应担责吗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与教唆罪的不同
两者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第
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的罪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并不依传授的是何种犯罪的方法而改变;不是的罪名，也不具有的法定刑，其罪名和法定刑依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确定。
第
二，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的性质。
第
三，犯罪对象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对象并不要求必须是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中的对象必须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人与被教唆人不构成共同犯罪，那就如同利用精神病人为工具、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等实施犯罪一样，构成间接实行犯，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第
四，两者行为内容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与在行为方式上虽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行为内容上，前者仅是向他人教授犯罪的方法，并不要求必须使他人产生实施具体犯罪的意图;而后者则是要通过教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第
五，犯罪主体上要求不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而的主体则因其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即教唆他人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已满14周岁的人，教唆他人犯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必须是已满16周岁的人。
第
六，两者的主观方面不相同。传授犯罪方法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且行为人的目的是希望他人学会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至于他人是否利用学会的犯罪方法去实行具体犯罪，则不是确定本罪罪过形式关注的基点;而在主观上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接受自己的教唆去实施犯罪。
第
七，两者构成的罪数形态不同。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传授了数种犯罪的方法，通常也只能构成一罪;而中，行为人向同一对象教唆了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则构成数个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的内容不同。行为的内容是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行为的内容是除行为内容以外的其他一切犯 罪行为，范围大大超过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如果教唆实施特定的五种“关联的实行行为”，应以型犯罪定罪，而不按教唆犯 论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军人逃离部队行为，实际上是逃离部队罪的教唆犯，若无刑法第373条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完全可 以作为逃离部队罪的共犯论处;但正因为现行刑法第373条规定了军人逃离部队罪，所以应将、教唆军人逃离部队行为认定 为军人逃离部队罪。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t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t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t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t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t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t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t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t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1)对于属于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按照下列方法处理：
如果尚未到期的债务根据夫妻的约定由一方负担的则为该方个人债务。但是如果以此约定逃避债务的约定无效该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果未到期的债务是一方为个人目的挥霍产生的或者是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资助与起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产生的或者是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而且其收入却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那么上述债务属于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应由其按照约定的时间予以偿还。
(2)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按照下列方法处理：
如果未到期的债务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或者为家庭成员治病所产生的债务则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如果夫妻均同意放弃期限利益而提前偿还的可以提前偿还。如果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不同意提前偿还的则双方可以协商同意将这部分财产由人民保留到期后清偿或者由夫妻双方平等分割债务在债务到期后由双方各自清偿其份额。
如果夫妻共同财产不够清偿债务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人民考虑双方的经济情况判决由一方负担或者双方按照一定的比例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教唆犯应如何认定，教唆犯如何定罪？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一般是指那些怂恿他人去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虽然此时教唆犯自己没有亲自犯罪，但毕竟有怂恿之嫌，因此要是被教唆的人是犯罪了，那此时也要追究教唆犯的法律责任。那么教唆犯应如何认定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定教唆罪；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教唆犯应如何认定，教唆犯如何定罪？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教唆犯一般是指那些怂恿他人去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虽然此时教唆犯自己没有亲自犯罪，但毕竟有怂恿之嫌，因此要是被教唆的人是犯罪了，那此时也要追究教唆犯的法律责任。那么教唆犯应如何认定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定教唆罪；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教唆犯不一定比被教唆判得更加重，还要看具体案情。教唆罪，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罪的特征是教唆人并不亲自实施犯罪，而是教唆其他人去实施自己的犯罪意图。教唆犯和被的人形成共犯关系，因此，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应当是具有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有精神病的人，不构成共犯关系，只对教唆人单独定罪量刑。《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因、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如何解释教唆犯？教唆罪如何定罪量刑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量刑会综合考虑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否累犯、有无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建议及时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帮助，办理取保候审；阅读案卷，调取有利证据，查清案情，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刑期或缓刑，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如何理解教唆犯？教唆罪如何定罪量刑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量刑会综合考虑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否累犯、有无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建议及时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帮助，办理取保候审；阅读案卷，调取有利证据，查清案情，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刑期或缓刑，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教唆犯教唆的对象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比如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什么是教唆犯？教唆罪要如何定罪量刑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量刑会综合考虑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否累犯、有无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建议及时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帮助，办理取保候审；阅读案卷，调取有利证据，查清案情，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刑期或缓刑，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
1）被教唆人拒绝了被教唆人的教唆。
（
2）被教唆人当时接受了教唆犯的教唆，但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犯罪活动。如果被教唆人哪怕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也不属于“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
3）被教唆人当时答应实施教唆人所教唆的犯罪，但实际上实施了其他犯罪。
（
4）教唆犯对被教唆人进行教唆时，被教唆人已经有实施该罪的决意。即被教唆人的犯疑并非教唆者引起。该种情形下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原则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
第
一，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是采取得减主义，即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是予以从宽处罚还是不予以从宽处罚，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的案情裁量。
第
二，具体是适用“从轻处罚”原则还是适用“减轻处罚”原则，也应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须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其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等主观归责问题，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准以此言，只要正犯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间接原因力，应可认定教唆犯的因果关系成立，为追究其加重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关于教唆犯与正犯在不同主观状态下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本文也一并予以了探讨。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方面见诸的笔墨不多。本文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
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
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
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
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
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
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　　
1、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应该加入行为人的主观色彩。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一个客观联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不必皆有关涉。行为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也就是说某一危害结果在客观上确定是某人的行为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就具备了对该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反之，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对此判断不应该产生影响，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而折衷说、主观说将行为者的认识情况予以考虑，使本来应当属于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主观化，在立论上很难站住脚。　　
2、我国的犯罪构成采取的是“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犯罪主客观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具体认定时仍应分别考察之。因果关系乃犯罪客观方面应予解决的问题，而折衷说、主观说硬将主观方面内容强加到犯罪客观方面来一并认定考察，造成了体系上的紊乱，实不可取。再说，在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上，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只是具备了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如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即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仍然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主观说与折衷说混淆了因果关系与有责性的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客观说也较合于科学的体察事物之条理。盖审理事实，推问某行为是否为结果之相当条件，恒涉及行为之原因的问题，原因力确定后，关于违法、责任等问题乃次第为待决之要点，是为必然之条理。而行为之原因力仅依行为当时所见之环境情况尚难准确确知，惟有依行为后之立场，综合行为当时实际存在之客观事实，方可作确实估计。　　
3、客观说现在正在成为有力的学说。在日本，客观说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因果关系予以客观的判断，因而有不少的支持者。②近来在德国，由Jescheck、Rudolphi等人提倡的客观的归责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学说。它认为，因果关系问题与归责的问题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根据条件说进行判断，后者则根据客观的归责论进行考虑。客观的归责是以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该行为产生被法律否认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才被承认。
③而事实上，客观说与条件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依笔者之见，客观的的归责论这一理论在适用上，与客观的相当困果关系说如出一辙。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什么是教唆犯？教唆罪应该如何定罪量刑问题解答如下, 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量刑会综合考虑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否累犯、有无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建议及时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帮助，办理取保候审；阅读案卷，调取有利证据，查清案情，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刑期或缓刑，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
1）被教唆人拒绝了被教唆人的教唆。
（
2）被教唆人当时接受了教唆犯的教唆，但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犯罪活动。如果被教唆人哪怕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也不属于“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
3）被教唆人当时答应实施教唆人所教唆的犯罪，但实际上实施了其他犯罪。
（
4）教唆犯对被教唆人进行教唆时，被教唆人已经有实施该罪的决意。即被教唆人的犯疑并非教唆者引起。该种情形下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原则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
第
一，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是采取得减主义，即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是予以从宽处罚还是不予以从宽处罚，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的案情裁量。
第
二，具体是适用“从轻处罚”原则还是适用“减轻处罚”原则，也应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律师回复] （
1）被教唆人拒绝了被教唆人的教唆。
（
2）被教唆人当时接受了教唆犯的教唆，但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犯罪活动。如果被教唆人哪怕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也不属于“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
3）被教唆人当时答应实施教唆人所教唆的犯罪，但实际上实施了其他犯罪。
（
4）教唆犯对被教唆人进行教唆时，被教唆人已经有实施该罪的决意。即被教唆人的犯疑并非教唆者引起。该种情形下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原则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
第
一，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是采取得减主义，即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是予以从宽处罚还是不予以从宽处罚，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的案情裁量。
第
二，具体是适用“从轻处罚”原则还是适用“减轻处罚”原则，也应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教唆犯应如何认定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定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抢劫罪的，定抢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将被教唆的罪理解错了，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间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况。例如，甲教唆乙，（让）乙教唆丙实施抢劫罪，甲的行为便是间接教唆。对于间接教唆，也应按教唆犯处罚，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的，仍然是教唆犯。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参见刑法第104条第2款）。
二、教唆犯如何定罪
1、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在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以及被教唆的人虽然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来处罚。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按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因为选择不满18周岁的人作为教唆对象，既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又说明教唆行为本身的腐蚀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理应从重处罚。此外，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是上述规定的政策理由。所应注意的是，对“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这一规定，应根据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以及刑法第17条的规定进行理解。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罪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通常包括以下情况：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虽然接受教唆，但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并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致；被教唆的人虽然实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质与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上述情况下，教唆行为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故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一、教唆犯如何认定教唆犯由于本人并不亲自实行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我们认为，在认定教唆犯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把教唆他人犯罪与向青少年灌输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区别开来，在认定教唆犯时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要把教唆犯与以教唆的方式实行的犯罪区别开来，在认定教唆犯时严格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所谓以教唆的方式实行的犯罪，是指刑法分则把某些教唆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例如，刑法第353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这一犯罪，虽然也采用了教唆的形式，但由于我国刑法鉴于这些行为的特点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已经将其规定为的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因而在认定教唆犯的时候，就不能将这些犯罪混同于。
（三）要把教唆犯与教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区别开来。教唆犯教唆的对象，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教唆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或者教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法律规定以外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由于这些被教唆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教唆犯和被教唆的人之间不发生共犯关系，教唆犯应对其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三、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如何确定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确定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一）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是对教唆犯处罚的一般原则，因此，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是从犯。
（二）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三）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教唆或者帮助10周岁以下、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伤害他人人身、损坏他人财产的行为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全部的赔偿。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未成人及其监护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教唆或帮助10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伤害他人人身、损坏他人财产的行为的，则应当和未成年人一起对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赔偿。参考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犯是指没有亲自实施犯罪。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或者使本来已有犯罪意图的人坚定了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而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即其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对于教唆人是否处罚呢。但是，不是所有的教唆都是成功的，有的人虽然实施了教唆行为，但是被教唆人却并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应当从重处罚：“教唆他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