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律师回复] 对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诉讼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众所周知，民法上的诉，有多种如确认之诉，侵权之诉、给付之诉、合同之诉、债之诉、侵权之诉等等。理论上对此至今也有广泛的不同观点。虽在理论上未作统<br/>一，法律上也未作统一规定，但目前广泛接受并审判实践普遍作法是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br/>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这在于：<br/>(1)、《民法通则》仅规定了权利不行使而丧失的期间，并未规定那类行为(诉)属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行为(诉)。换句话说，只要权利存在而权利人未行行使权利都存在诉讼时效问题。<br/>(2)、时效制度本身是实体法范畴，而不是程序法上的权利，权利人只有通过法律认可的形式提出请求，实体权利才有胜诉的可能。<br/>(3)、在诉讼中，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即原告要求的赔偿给付请求或确认请求。而“请求权”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是针对人民或其他有权机关，故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有所区别。

[律师回复] 诉讼时效的一般性规定体现在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从而明确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请求权。湖南楚章律师事务所许小军还解释说，民事权利按照其作用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而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应仅限于“请求权”。<br/>　　就支配权而言，它是权利人占有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流转，因而不必适用诉讼时效；就抗辩权而言，抗辩权以请求权的存在为前提，只要请求权存在，抗辩权就不会消灭，因而也不适用诉讼时效；就形成权而言，权利人以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人可能会拖延行使权利而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为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民法规定形成权应适用除斥期间。<br/>　　由此可看出，诉讼时效的适用仅限于请求权，请求权的基本特征是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人为一定的行为，否则权利将无法实现，而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来说，无论是司法机关依职权确认无效还是当事人请求确认无效，都不符合请求权的这一基本特征。<br/>　　其次，从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来看，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以保持交易秩序的稳定。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合同效力的价值评判，无效合同则在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其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并确认无效，不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确认合同无效是法院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一项职能，也是评价和指引民事主体为民事行为的要求，因此不应适用诉讼时效。<br/>　　最后，从权利性质来看，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是一种事实确认，合同当事人和法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时间的经过不能改变合同无效的法律性质，因此也属于实体法的形成权。而诉讼时效的客体应为债权请求权，所以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br/>　　综上，确认合同无效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律师回复] <br/>1、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对于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在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即使最高院在关于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案例是最高院认定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典型判例；但是在最高院（2003）民二终字第38号案件的判决中，却确立无效合同仍然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典型判例。这两个判例均出自于最高人民法院，但是认定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说明即使最高院在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br/>2、最高院目前关于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基本意见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中，最高院就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作了如下解释：<br/>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的确是司法实务中急需规定的问题，但由于在讨论过程中，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问题争议颇大，未形成倾向性意见，故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决定对该问题暂不予以规定，待进一步研究。<br/>在无效合同法律关系中，主要有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返还财产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三种请求权。在司法实务中，主要涉及两类诉讼时效问题：第<br/>一，上述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虽明为请求权，但实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因此，通说认为，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但由于合同无效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故我国合同法并未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除斥期间进行规定。返还财产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赔偿损失请求权是因缔约过失责任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故也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br/>二，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起算。该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三种争议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理由是：合同无效只能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只有在判决或裁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时才产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请求权，权利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才起算。至于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权利人的不利益，可通过实体法的规定依公平原则进行解决，不应以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提前起算来解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理由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其对权利实现的合理预期为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故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无论合同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而且，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多因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而非因合同被确认无效产生。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不足，前者会产生权利睡眠问题，后者则会带来无效合同按有效对待的无奈，应综合前两种规定作折衷规定，即：合同被确认无效，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的，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诉讼时效中断的适用条件主要有： 1、引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其特点在于均是当事人有意识的行为，包括、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行为。这些法定事由只要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出现即引起时效的中断。 2、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定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任何阶段，均产生中断的法律效力。而且诉讼时效中断的次数不受法律限制，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3、从诉讼时效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从而法定事由发生之前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与重新计算的时效期间没有关系。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行政诉讼是否适用时效中断制度，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本文从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点入手，重点分析。《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对行政诉讼适用时效中断作出的排斥性规定，阐明行政诉讼的期限是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不会因《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事由出现而出现诉讼时效中断问题。<br/>所谓诉讼时效中断是指有法定事由发生时，此前已计算的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断事由消灭后，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关于行政诉讼是否适用时效中断制度，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主要理由是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诉讼形式，很多行政争议产生于民事争议或与民事争议有密切的关系，有时解决行政争议就成为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条件。再者，人民在行政诉讼中有时仍然要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及制度，采用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适用，其理由有二：<br/>(一)时效中断制度是在《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民法通则》是部实体法，并非《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可以参照的民事诉讼法。如果连《民法通则》也可参照的话，按照不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就是法律所允许的来认识，那么审理行政案件也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br/>(二)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不宜适用时效中断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解释》虽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有关条款对行政诉讼适用时效中断作了排斥性的规定。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不宜适用时效中断制度。<br/>行政诉讼是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方式，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诸多不同：<br/>(一)诉讼客体与诉讼目的不同。行政诉讼的客体是行政争议，其目的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救济，而民事诉讼的客体是民事争议，目的是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实现。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具有执行性和单方强制性，一经成立即具有推定合法的公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行任意变更或撤销，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拘束力。因此既便出现《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如行政相对人，诉讼时效期间也不宜重新计算，否则就会影响行政行为的严肃性，使行政行为长期反复处于一种待审状态，得不到实际执行，从而直接影响的管理职能，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维护依法行政，也使《行政诉讼法》四十四条规定的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失去意义。<br/>(二)诉讼主体不同。行政诉讼主体具有恒定性，被告只能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原告恒定为行政管理相对一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民事诉讼则不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没有恒定性，被告既可以是公民、法人、也可以是。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作原告，也可以作被告。行政诉讼法如果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适用诉讼期间中断，极易造成行政相对人一方为逃避行政行为的约束，滥用诉权、复议申请权，把陷入持久被动的应诉工作中去，违背行政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制度。<br/>(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不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权，而行政管理一方就没有权也没有反诉权，被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不承担此责任。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完全对等。如一方享有权，另一方就享有反诉权，而且当事人都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当然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点还有许多，仅这些特点就可决定行政诉讼不宜适用时效中断制度。<br/>《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时效中断的三个法定事由：<br/>1、<br/>2、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br/>3、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此作了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