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骗儿童罪既遂通常情况下是怎么判刑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妇女儿童罪如何区别既遂与未遂 (一)既遂与未遂之争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的行为。对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对于结果犯，则必须产生法律规定的结果;对于危险犯，只要造成了法律规定的危险状态即告既遂。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既遂?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对此，学界存在4种不同的观点。 (1)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既遂，而不论被害人被卖出这一结果是否发生。 (2)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其 一，对于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此处应指单独犯罪和没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人仅将被害人拐骗到手，使其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还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如果由于此时出现被害人死亡、逃跑、或者行为人受到追究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未能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其 二，对于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情况则有所不同，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围内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等行为，不论被害人最终是否被卖出，其行为均构成犯罪既遂。 (3)根据97刑法的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有六种表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手段行为，即拐骗、绑架、收买行为;中间行为，即接送、中转行为;结果行为，即贩卖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犯罪分子无论实施了哪个阶段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但实施不同阶段行为，其既遂与未遂标准却不同。 (4)无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该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都是统一的，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 上述4种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从其表述来看，本罪实际上是举动犯，下文将有论述); 第二种观点把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分为两种情况，即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结果犯，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是行为犯; 第三种观点虽然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但是本罪仍然是行为犯; 第四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即坚持结果犯的主张。因此，正确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既遂形态，也就是要认定其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抑或是举动犯，这是正确认定该罪既遂与未遂问题必须厘清的前提。 (二)笔者的观点 总的来说，关于本罪既遂未遂的争议在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条件是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否被卖出为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标准不需要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被卖出为条件，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前述六种行为并使被害人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就可以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理由如下：一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采用的是叙明罪状，详细地描述了该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求是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六种行为之 一，而没有“将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这一结果发生作为其要求。另一方面，以“出卖”为目的是本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而不是客观方面的结果。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以出卖为目的，除了描述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征以外，主要是为了区分本罪与拐骗儿童罪和以收买为目的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如果将这一主观方面的目的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观要件，则混淆了主客观要件的界限，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混为一谈。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妇女儿童罪如何区别既遂与未遂 (一)既遂与未遂之争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的行为。对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对于结果犯，则必须产生法律规定的结果;对于危险犯，只要造成了法律规定的危险状态即告既遂。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既遂?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对此，学界存在4种不同的观点。 (1)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既遂，而不论被害人被卖出这一结果是否发生。 (2)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其 一，对于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此处应指单独犯罪和没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人仅将被害人拐骗到手，使其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还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如果由于此时出现被害人死亡、逃跑、或者行为人受到追究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未能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其 二，对于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情况则有所不同，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围内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等行为，不论被害人最终是否被卖出，其行为均构成犯罪既遂。 (3)根据97刑法的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有六种表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手段行为，即拐骗、绑架、收买行为;中间行为，即接送、中转行为;结果行为，即贩卖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犯罪分子无论实施了哪个阶段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但实施不同阶段行为，其既遂与未遂标准却不同。 (4)无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该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都是统一的，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 上述4种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从其表述来看，本罪实际上是举动犯，下文将有论述); 第二种观点把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分为两种情况，即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结果犯，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是行为犯; 第三种观点虽然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但是本罪仍然是行为犯; 第四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即坚持结果犯的主张。因此，正确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既遂形态，也就是要认定其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抑或是举动犯，这是正确认定该罪既遂与未遂问题必须厘清的前提。 (二)笔者的观点 总的来说，关于本罪既遂未遂的争议在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条件是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否被卖出为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标准不需要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被卖出为条件，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前述六种行为并使被害人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就可以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理由如下：一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采用的是叙明罪状，详细地描述了该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求是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六种行为之 一，而没有“将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这一结果发生作为其要求。另一方面，以“出卖”为目的是本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而不是客观方面的结果。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以出卖为目的，除了描述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征以外，主要是为了区分本罪与拐骗儿童罪和以收买为目的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如果将这一主观方面的目的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观要件，则混淆了主客观要件的界限，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混为一谈。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拐骗儿童罪既遂标准的判断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绑架罪有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两种情况存在。既遂标准在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中应当是有差别的。在绑架罪的基本犯中，应当以是否控制被害人作为既未遂的标准。在出现结果加重的情况下，即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下，应当是采用出现结果加重即为既遂，也就是无论是否控制被害人，都构成绑架罪的既遂。<br/>对于绑架罪成立形态的划分标准，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br/>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将绑架罪列入刑法分则<br/>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可见其立法本意着重强调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况且《刑法》<br/>第二百三十九条只将“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绑架犯罪情节严重的行为，而未将勒索财物的数额及其他非法目的内容作为法定情节加以考虑。因此，应以绑架他人的行为是否得逞作为区分绑架犯罪既遂未遂的标准。<br/>第二种意见认为，绑架罪包括绑架和勒索犯罪两种行为，绑架他人并非行为的犯罪目的，勒索财物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才是行为的犯罪目的，而目的未达到则说明犯罪未得逞。因此，应以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目的是否达到作为绑架罪既遂未遂的划分标准。<br/>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br/>第<br/>一，这一观点片面强调保护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而违背了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才能表明这个人的行为构成了某种犯罪的既遂。可见，行为人必须有侵犯到该罪全部犯罪客体的行为，才可认定为犯罪既遂。绑架罪的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不仅包括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还包括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的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因此，行为人如果仅实施绑架他人的行为，其侵犯的仅仅是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而未侵犯到与被绑架人及其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该行为人尚未完全侵犯绑架罪的双重客体，如果定其为犯罪既遂，显然违背了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br/>第<br/>二，这一观点在执法中会造成很多矛盾，根据这种意见，对于绑架他人后及时悔悟而放弃犯罪的就不能以犯罪中止论处对于共同犯罪中在勒索财物阶段才介入绑架犯罪的人则不能以共犯论处，因为他的行为属事前事中无通谋的事后行为，等等。<br/>第<br/>三，从犯罪关系上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犯罪包括绑架行为人、被绑架人和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第二种观点则片面将其理解为绑架行为人和被绑架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在绑架犯罪中的决定性地位。<br/>第二种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br/>首先，这种观点采用的是刑法学中的目的达到说。这显然违背了新刑法将绑架罪列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立法本意。<br/>其次，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执法显失公平。从司法实践来看，绑架罪大多是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而绑架罪很多情况下并未勒索到财物，按<br/>第一种意见则大多数绑架犯罪都属犯罪未遂，行为人将因此而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理，这将大大削弱对绑架罪的打击力度。如在一般情况下，故意致死可以判死刑，但在绑架勒索中因勒索未成而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则可以因其系犯罪未遂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妇女儿童罪如何区别既遂与未遂 (一)既遂与未遂之争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的行为。对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对于结果犯，则必须产生法律规定的结果;对于危险犯，只要造成了法律规定的危险状态即告既遂。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既遂?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对此，学界存在4种不同的观点。 (1)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既遂，而不论被害人被卖出这一结果是否发生。 (2)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其 一，对于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此处应指单独犯罪和没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人仅将被害人拐骗到手，使其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还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如果由于此时出现被害人死亡、逃跑、或者行为人受到追究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未能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其 二，对于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情况则有所不同，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围内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等行为，不论被害人最终是否被卖出，其行为均构成犯罪既遂。 (3)根据97刑法的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有六种表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手段行为，即拐骗、绑架、收买行为;中间行为，即接送、中转行为;结果行为，即贩卖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犯罪分子无论实施了哪个阶段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但实施不同阶段行为，其既遂与未遂标准却不同。 (4)无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该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都是统一的，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 上述4种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从其表述来看，本罪实际上是举动犯，下文将有论述); 第二种观点把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分为两种情况，即单一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结果犯，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是行为犯; 第三种观点虽然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不同阶段行为特点来认定，但是本罪仍然是行为犯; 第四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也无论犯罪由哪几种法定的实行行为组成，本罪的既遂与未遂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出卖给他人为标准，即坚持结果犯的主张。因此，正确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既遂形态，也就是要认定其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抑或是举动犯，这是正确认定该罪既遂与未遂问题必须厘清的前提。 (二)笔者的观点 总的来说，关于本罪既遂未遂的争议在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条件是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否被卖出为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标准不需要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被卖出为条件，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前述六种行为并使被害人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就可以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理由如下：一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采用的是叙明罪状，详细地描述了该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求是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六种行为之 一，而没有“将拐卖的妇女儿童卖出”这一结果发生作为其要求。另一方面，以“出卖”为目的是本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而不是客观方面的结果。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以出卖为目的，除了描述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征以外，主要是为了区分本罪与拐骗儿童罪和以收买为目的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如果将这一主观方面的目的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观要件，则混淆了主客观要件的界限，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混为一谈。

[律师回复]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对行为人实施该条其中一种行为，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但当出卖的目的尚未实现时，该罪是既遂还是未遂，至今仍有争议。<br/>　　第一种观点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一行为为标准，即不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已经出卖为标准。<br/>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只是提供了定性的依据，判断既遂与未遂，应以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当出卖的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应属未遂。<br/>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由三个阶段组成：手段行为，即拐骗、绑架、收卖;中间行为，即中转、接送;结果行为，即贩卖。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围内的拐骗、收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不论被害人是否被出卖，其行为都应为犯罪既遂。但是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主动放弃未竟的犯罪行为，从而未能完成其“分工范围”的犯罪活动，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br/>　　确定犯罪是否既遂，应以某一犯罪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该罪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而不应一概把实现行为人的预期目的作为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将犯罪目的实现与否作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犯罪目的的有无，只是鉴别故意形式即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的标准。刑法分则对不同的犯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同是具有确定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有的还规定了结果，如盗窃罪等;有的仅规定了行为，如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前者的罪状表述是行为加结果，即当行为与结果都符合之，就构成犯罪既遂。<br/>　　后者只要求行为与罪状表述相一致即为既遂，而不问牟利的结果是否发生。刑法分则有关罪状表述含有“以牟利为目的”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内容的，即便从条款的逻辑结构上分析，也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直接故意，至于行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或结果有否发生，还应有明确的规定。如无明确规定，则为行为犯，反之，则为结果犯。同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表述，并无“结果”上的规定。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罪六种行为的任何一种，就具备了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为既遂。<br/>　　拐骗、绑架、收买、贩卖等行为，在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被拐骗、绑架、收买或贩卖的妇女、儿童，尚未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而由于被害人识破、反抗或被他人察觉等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未能实际控制被害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实施接送或中转行为，由于该行为只存在于共同犯罪中，并且，接送或中转行为着手的前提是被害人已被置于其他共同行为人的控制下，故该环节中即使因被害人的抗争或公安机关等的解救而脱离魔爪的话，也不存在未遂问题。实施贩卖行为的，如属单一犯罪，未遂的条件同上述第1种情况。如属共同犯罪的，只要被害人已被实际控制，不论卖出与否，均不存在未遂形态。<br/>　　把目的的实现作为既遂标准，只能适用于结果犯，在行为犯场合，因不问结果发生与否而不能适用。其实，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一条款中的“未得逞”，不单指未达到目的，而是泛指未完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只有这样理解“未得逞”的含义，才能使刑法总则统领分则，才能使行为犯与结果犯的既遂标准统一。因此，第二种观点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对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片面的理解。<br/>　　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针对有分工的共同犯罪而言的，但割裂了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各个阶段行为的有机联系，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如果按此观点，不同阶段的行为人只要完成了分工范围内的行为，比如行为人收买了妇女、儿童，则不论在中转、接送阶段的行为人是否得逞，既遂即告成立。由此可必然推理出如下结论：收买或拐骗或绑架者将被害人交与下一个阶段的行为人，如负责中转或接送者，且正当交接的同时，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中转或接送者未能完成分工范围内的行为，即为未遂，而前一个阶段的行为，因其完成了分工范围内的拐骗或收买或绑架的行为，构成既遂。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同一个共同犯罪中，不可能有的行为人构成既遂，有的行为人构成未遂。<br/>　　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未遂、既遂状态的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而大多数人都偏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在区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未遂与既遂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能认定为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