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多久通知辩护人开庭时间？

[律师回复] 根据庭审情况调整辩护思路与内容的律师则会对书记员讲：“我这个辩护意见还需要修改，等修改后马上寄给你。”回去后，律师会及时回忆庭审情况，重新修改整理辩护意见后寄给法院。<br/>有的律师甚至会在原有辩护意见基础之上，将庭审中每一个认为重要的细节问题都整理进书面的辩护意见中，形成洋洋洒洒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辩护词，希望能通过这详细的辩护意见打动法官。那些不相信庭审能解决问题，喜欢将案件面交社会公众，由社会公众来公正审判案件的律师，尤为青睐在庭后整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然后将其寄给法院并同时公之于众。<br/>在当今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而我每每觉得，这种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做法，是有悖于司法性质的反常之举。在当今提倡审判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这种司法惯例尤为不妥。<br/>法官为什么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其直接目的，是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可依据书面的辩护词来确定辩护人的法庭意见；更进一步的目的，对于需要向本院领导或者上级法院请示时，可将书面辩护词作为辩护意见一并附上，供领导审批案件时参考。<br/>按照国家司法改革的要求，以庭审为中心要求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br/>“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要求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当庭出示，并当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要求法院必须根据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的证据，根据庭审中的质证与辩论意见，来查明、认定案件事实。<br/>“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要求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事实与法律适用的意见应当在法庭当庭发表，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庭外私下发表对案件的意见；法院对案件的裁判，应当根据当庭查明的案件事实，根据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而形成，不得基于任何庭外的因素做出裁判。<br/>按照以庭审为中心的上述四项要求，法官应当在庭审中集中精力，认真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事实与法律的意见，根据庭审情况对案件作出裁判，以保证司法裁判的亲历性。<br/>庭审结束后，要求律师庭后提交全面的书面辩护意见，根据书面的辩护词来明确辩护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判决，违背了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要求。<br/>在庭审中，律师已经就案件进行过发问、举证、质证与法庭辩论，其意见已在法庭上充分发表。按照以庭审为中心的四项要求，法庭应当根据庭审情况，包括律师当庭发表的庭审意见，当庭对案件形成裁判。要求律师在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明显有违“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的要求。<br/>更重要的是，由于庭审包括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两个阶段，案件事实的查明主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任务，律师的辩护意见只是法庭辩论阶段的意见，并不能完全囊括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的意见，即便有的律师在庭后会根据法庭调查情况完善辩护意见，也不可能覆盖其在法庭调查时发表的所有意见。根据律师庭后提交的不能全面反映举证质证情况的辩护意见来撰写判决书，也与“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的要求相悖。<br/>有的法官也许会这样来辩解，要求律师庭后提交辩护意见，是为了防止撰写判决书时对律师的辩护意见记忆不清。然而，即便在撰写判决书时对于律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中的一些细节记忆不清，但由于法庭对庭审情况有详细的记录，只要翻看庭审记录即可，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律师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br/>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是法官传统的书面审理工作模式与思维方式的延续。法官们习惯了在庭前阅卷，根据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对案件形成初步认识，庭审更多的只是帮助其将庭前的认识完整化、清晰化。在庭审后要求律师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然后根据书面的起诉书与书面的辩护意见形成书面的判决书。<br/>这样一种严重依赖于庭前的案卷以及庭后的书面辩护意见判案的工作模式，与审判中心主义所要求的“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格格不入，在无形中消解了庭审的作用，让庭审流于形式，让庭审实质化难以真正实现。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指定辩护是当刑事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在遇有法定情形时，人民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进行的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人民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指定辩护，又可分为“应当指定”和“可以指定”两种情形。 所谓“应当指定”，就是必须为被告人指定律师作为辩护人，如果不指定辩护人，在没有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开庭审理，便是程序违法。 所谓“可以指定”，是指，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无论指定还是不指定，都是合法的。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律师回复] 根据刑诉法151的规定，法院会在开庭前10日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分本送达给被告，那么，刑事案件辩护意见提交时间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到开庭前都是可以交的。

[律师回复] 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时间和地点，应当进行下列工作：<br/>（一）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br/>（二）将人民检察院的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br/>（五）公开审判的案件：人民决定开庭审判后，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br/>（三）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br/>（四）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

[律师回复] 第<br/>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br/>第<br/>二，公诉人将本案木石山谋取的不正当利益理解为保住自己的既有官位以及谋取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这种理解既违反刑法对“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也缺少证据支持，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br/>第<br/>三，木石山系基于方工军的索贿暗示，被迫给予方工军十五万元，实际上也并未获得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等不正当利益，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对木石山的行为不以行贿论处。<br/>第<br/>四，被告人木石山依法不构成行贿罪，如果贵院因特殊因素而将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行为入罪，亦应考虑木石山在被追诉前已经如实向司法机关交代案件事实，且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况，依法应对木石山免除处罚 <br/>以下对辩护意见展开具体论述。<br/> 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贵院依法应作出无罪判决<br/>《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了行贿罪，从罪状的表述上看，该罪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才构成犯罪。<br/>《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br/>（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br/>（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br/>（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br/>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在行贿案中，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需要有客观的证据材料证明行为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结合本案，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与此项指控有关的在案证据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并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建议贵院在综合分析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请托、未曾得到方工军为其谋利的承诺、送钱的前提是遭受方工军的刁难、木石山的行为合乎送礼技巧等情况的基础上，认定木石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因而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满足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br/> 第<br/>一，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明确的请托事项，方工军亦从未承诺为其谋利，无法得出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br/>根据方工军的证人证言：“他（木石山）把这个袋子交给我，他说：局长，我知道你对我好，这是一点心意，请你收下。我就收下了，回家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有十五万元人民币。（详见卷2P60）”“（木石山为什么要在提拔后给你十五万元？）我当时也不明白……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木石山找到我，用一个塑料袋装了15万元人民币，说请我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我说不过年过节，让他把钱拿回去，木石山说对我很感谢……（详见卷2P71）”<br/>根据木石山的供述：“2010年12月时我任职已有十个多月，任习艺劳动处处长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不好开展，经常受到方工军的批评，工作开展困难，非常困惑，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就有了送钱给方工军的想法，希望送钱给他与他搞好关系，得到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br/>根据朱两禾的证人证言：“当时木石山说他任省戒毒局生产处处长后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工作得不开心，经常被省戒毒局局长方工军批评。木石山说想送些钱给方工军，与方工军搞好关系方便日后工作开展（卷2P80、P87）。”<br/>根据上述所列举的证据可反映出：<br/>一方面，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而仅仅是含糊、笼统地请求方工军支持工作，在案证据材料中，包括方工军本人的证人证言，也无法判断木石山所谋求的是何种具体的工作事项的关照；<br/>另一方面，方工军“至今对他送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说明方工军自始至终没有向木石山承诺过为其谋取任何利益。<br/>此外，根据木石山之供述以及朱两禾之证人证言，其二人对于木石山经常受到方工军批评导致工作难以开展的描述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木石山送钱的原因，亦只能空洞、抽象地称系“对工作的支持”、“方便日后工作开展”，从中根本无法得出木石山所开展的“工作”等同于“不正当利益”的结论。<br/> 第<br/>二，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前提是在工作开展中长期遭到方工军的刁难、责骂，故木石山所谋取的所谓“关照”，实质是使其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br/>方工军作为领导，对其下属木石山的长期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刁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木石山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此前提下，木石山意图与方工军“搞好关系”，实质上就是追求与方工军维持公职人员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即希望方工军停止对木石山的无故刁难责骂，以便木石山开展本职工作。具体分论如下:<br/> 一方面，方工军对木石山的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br/>其<br/>一，方工军承认“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说明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方工军的证人证言：“（木石山在被提拔后，你有无在工作中刁难过他）这个绝对没有，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当然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但故意的找麻烦这种事肯定没有。”<br/>其<br/>二，方工军作为木石山涉嫌行贿罪一案的对合犯，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本案中方工军如果承认对木石山有刁难行为，则依法应构成索贿型受贿，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故方工军很可能为了减轻责任而不如实回答侦查机关提出的问题。贵院有必要对其证言进行足够审慎的考量，尤其在其证言对被告不利且没有其它证据与之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br/>其<br/>三，方工军否认其在工作上对木石山存在刁难责骂的行为，但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也与事实不符。结合木石山及朱两禾之陈述，方工军肆意批评的行为已经导致木石山“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的结果，可见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已经达到“对人不对事”、“故意找麻烦”、“刁难”的程度。